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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性失语的文学批评与《史记》“文学性”论题反思 对于《史记》衍生型文本的文本来源及其编纂方式，史学界早已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48)已经注意到《史记》“原生文本”与“衍生型文本”在叙事完整性上的高下之分。此后，三家注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史记》的文本依据及其纂合方式有所关注，(49)而崔适《史记探源》可以说是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对《史记》的文本来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集大成之作。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史记》的历史编纂学研究愈加深入，日本学者藤田胜久的《<史记>战国史料研究》细致分析了司马迁如何运用零碎而异说纷呈的战国文献来实现他的历史书写。这些基于史源学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都充分揭示了《史记》衍生型文本复杂的文本来源和未能尽善的内在扞格。 不过，也许是受到学科划分的限制，史学界对于《史记》中衍生型文本的研究始终未能引入文学研究的视角，而另一方面，关于《史记》文学性的研究却历来是文学评点与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自中唐古文运动以来，《史记》便被奉为古文之典范，这一经典化的过程至明清臻于极盛，在《史记》的文学评点与研究史上，学者几乎对所有可能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据张新科等主编的《史记研究资料萃编》统计，举凡《史记》的想象与虚构、抒情特征、悲剧特征、讽刺艺术、语言艺术、写人艺术、心理描写、场面描写、互见法等等，都有非常充分的研究，而对于司马迁行文之谨严，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更是推崇有加。(50)近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与叙述接续了这一传统，学者对于诸如《史记》文本的虚构性、想象性成分亦不再讳言，甚至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有效的叙述方式，如杜润德即特别关注《史记》的“历史小说”风格。(51)然而，对于《史记》文本层面存在的“失控”现象，以及司马迁通过改笔、留白、补笔、缀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书写方式，文学研究者默契地采取了“选择性失语”的应对方式——他们大多只关注那些叙述流畅、行文谨严的“优秀篇章”，而对于存在疏漏、错置、重复、矛盾、脱节的篇章则不予置评，或者将其一概归因于文本传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谬；同时，他们显然更关注司马迁“独立创作”的那些文本，而认为其译写、杂纂而成的“依赖性文本”在文学性上无甚价值，不必深究。这些也许可以视作“为贤者讳”的良苦用心，但站在文本生成研究的立场来看，我们不禁要反思，这种选择性的研究真的能够触及《史记》“文学性”的内在本质与生成机制吗?《史记》的“文本控制”和“文本失控”现象真的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吗?如若不然，那么我们又可以从哪些层面来认识以《史记》为代表的大量“衍生型文本”的文学研究价值呢?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作为具有多元史源的异质性文本，《史记》的文学性肇端于司马迁对于叙事完整性与系统性的高度追求，而实现于他面对既有史源时弥合其矛盾、裂痕的书写方式中。尽力还原这一书写过程，是我们对《史记》的文学成就进行评估的前提。 我们知道，司马迁所据史源大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料”，这里面有《诗经》、《尚书》等早期王教经典，有《公羊传》、《左传》、《五帝德》等经传说记，还有《帝系》等谱牒性文献，《孟子》、《韩非子》等说理性论著，《论语》、《国语》等“语”类文献和《吕氏春秋》等杂纂性知识总汇。这些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与语言风格，即从时间上说，他们对于史事的记载有的精细到时、日、月，有的则完全架空，难以断限。司马迁一方面不回避其史料来源的多元性及其内在矛盾，例如在《殷本纪》开头述及伊尹事汤的故事时，他以“或曰”的形式举出两种异说，(52)但另一方面，他又力求将这些多元的异质性文本加以整合，形成统一的文本叙事。从《太史公自序》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的文本书写事业抱有两方面的认识：其一是“继《春秋》”，其二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53)就第二点来说，已然意味着要将碎片化的文本“整齐”化，也就是要提供一个个“完整的叙事”。而对于司马迁更为看重的第一点，他对于《春秋》的理解立足于公羊学传统，是所谓“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4)按照公羊学理论，孔子通过“作《春秋》”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历史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王鲁、亲周、故殷、黜夏，“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55)现实中的亡国之君仍可享受君主的尊荣，而现实中称王的诸侯却无法得到文本的加冕。至于实现这一文本秩序的方式，正是对于文本的精密控制。对于《春秋》公羊学来说，此谓之“义例”，而对于司马迁来说，就是“完整的叙事”。换言之，司马迁一旦希望其文本具有“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价值评判功能，就要求其文本中所有的叙事都处于某种因果逻辑之中，所有的人物都处在某种可辨识的人际关系和历史情境之中。而为了构建一个完整且符合其价值理念的文本世界，司马迁必须充分调动其想象力和语言组织能力，审慎而艺术性地处理其所见多元文本之间的分歧，弥合其所见零散文本之间的裂缝，并使其所援文本的语言风格、逻辑符合《史记》这一新文本环境的需要，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就是用改笔、补笔、留白、缀合、译写等各种方式来掩盖多元文本之间的歧异和裂缝。尽管这些掩盖的行为会影响史料的真实度，但却实现了文本内在秩序的构建。这与后世小说家“向壁虚构”的原生文本书写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司马迁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那么，对其作品文学性的任何评价终究都不免要隔一层。事实上，传统的文学评点之所以对《史记》文本中的疏漏讳莫如深，正是因为缺少对这一书写方式之复杂性的“理解之同情”：个人阅读的失误、所据文本的错谬以及对文本异质性的轻视，上述阻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造成文本的“失控”。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失控”是在司马迁追求叙事完整性的道路上发生的，是伴随着《史记》“文学性”的生成而难免出现的“意外”。因此，无论是这些“失控”的个案，还是那些成功控制文本的个案，都应成为《史记》文学性研究的切入点，而那些鲜见的“失控”型个案尤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司马迁尝试努力的方向——它们不仅具有史源学和历史编纂学的价值，也具有叙事学研究的价值。 (二)就文章学与书籍史层面而言，战国秦汉时期是文本流通的基本单元从“篇”到“书”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是文体观念逐渐清晰、各文体风格逐渐塑形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大量衍生型文本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通过对于这批文本生成方式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本在“章”、“篇”与“书”等不同层面的意义生成方式，并循此对于早期著述方式与传统的形成、文体观念的生成等文学史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