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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记》与《孟子》中关于瞽叟、象瓜分舜财产的部分，会发现《孟子》所列财产包括牛羊、仓廪、干戈、琴、弤和二嫂，而《史记》所列则少了“干戈”与“弤”两项。这一差异当然可以解释为司马迁所见《孟子》与今本之间的异文，或者认为司马迁另有所据，但如果实事求是地立足于我们所能掌握的文本资料的话，我们认为，司马迁这里可能是有意隐去干戈与弤两项财产，因为无论是就《孟子》，还是就《史记》而言，这两项财产具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二者均无明确的财产来源。在《孟子》和《史记》各自前文的叙述中，均记载尧赐舜二女、牛羊、仓廪与琴，故《史记》所列四项财产都有清楚的来源，惟干戈与弤则在前文从未提及，只能理解为舜所自备。第二，此二者都是武器。在今日看来，即便舜确曾自备这些武器，也不足以说明他有什么特别的用心，但似乎在司马迁看来，这会导致后人对舜此时“纯臣”形象的质疑——一个接受考验、等待嗣位的储君，似乎不应当私下储备武器。为了免却这样的嫌疑，司马迁援《春秋》“讳笔”之例，隐去这两项财产，使其文本中所列舜的所有财产都源于尧之赏赐，且不具有任何攻击性。若无《孟子》之参照，司马迁的这一删略亦可谓天衣无缝，而在《孟子》的对比下，司马迁的“文本留白”又显得意味深长。 再次是补笔，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宋微子世家》中微子亡去事： 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41) 这段文字所据为《尚书·微子》：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42) 不过，《史记》自“今诚”以下数语于《尚书》无据，中井积德认为“‘今诚’以下数句，与上文不相肖，盖太史公择取书意而自言之也”。(43)其说大抵可采信。上文所举《宋微子世家》中宣公让国之辞，也可视为补笔之例。司马迁的补笔大多是为了使其传文细节更为丰满，人物形象更为突出，故虽于史无据，却契合情理，是其文学想象力得以驰骋的重要空间。 最后是缀合。例如《宋微子世家》中南宫万弑君事：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愍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愍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愍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愍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44) 这段叙述主要取材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十二年的相关记载，(45)但比较《史记》与《左传》，可以发现，仇牧这一形象在《左传》中并无特别着墨，他只是不幸撞见南宫万，因此被“批而杀之”，但在《史记》中，仇牧主动“以兵造公门”，显然是忠臣勇士的形象，而这一细节来自《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二年》： 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46) 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司马迁再次强调“万杀君，仇牧有义”，(47)足证《春秋》公羊学对于仇牧之义的褒扬深刻影响了司马迁。因此，虽然他主要依据《左传》叙述这一事件，但在仇牧出场与牺牲过程的叙述中，则将《公羊传》之文加以缀合，构建出一个更具细节，也更能体现善、恶之别的新文本。 至少通过上述四种处理方法，作为“钞者”的司马迁成功驾驭了多元的史料来源，其生成文本的异质性已经最大可能地被抹平，若不是借助与其史料来源的比读，司马迁的改笔之处大多已难以辨识。如果没有高超的文学才能，这种整合工作是难以实现的，而我们讨论《史记》的“文学性”成就，自然不应忽略其整合异质性文本的细致用心和丰富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