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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文本生成的不同方式，《史记》可分为司马迁独立创作的原生型文本和他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对于后者而言，司马迁通过各种形式的“钞撮”，将来源驳杂、功能迥异的各类经传、诸子及谱牒文献“重写”为语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有序文本。在钞撮的过程中，难免在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稍存疏漏，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这些失控的文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们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和方式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发现并对这些个案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也是我们认识这类衍生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 关 键 词：《史记》/衍生型文本/异质性文本 作者简介：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批准号14CZX022)的阶段性成果。 “失控的文本”这一概念是我在研究《汉书·五行志》体例问题时产生的想法。班固以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为基础，试图纂集董仲舒《春秋》灾异说、许商《五行传记》、刘歆《洪范五行传论》等不同系统的灾异学论著，整合成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西汉灾异学总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而言，《汉书·五行志》属于典型的在既有文献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而从其文本形态的层面来说，一方面，班氏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容纳诸家异说的编排体例，另一方面，其志文内部也存在自乱体例的现象，两者导致最终呈现出的文本体例乖戾，灾异事例重复、错置之处不一而足，①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可以说，《汉书·五行志》的成书形态显然未能实现班固的预期，作为“钞者”②的班固并未真正控制这个由他生成的文本，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失控的文本”——文本的编钞者在整合多元文本来源，或尝试将某种意识形态植入既有文本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真正弥合异质性文本的内在张力，文本常呈现出割裂、重复、冗余、突兀、矛盾等多种失序现象，对于编钞者而言，文本处于不同程度的“失控”状态。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笔者曾经展开过个案研究的《洪范五行传》、《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毛诗正义》等。③对于这些异质性文本，传统的研究大多从辨伪学、校勘学、史源学层面展开，而在文学批评的传统视域中，这类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谓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种种错谬、失序之处，因此历来为文学评点、研究者弃而不顾。 然而《史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随着唐宋以来《史记》“古文典范”地位的逐渐确立，特别是近代以来《史记》被鲁迅先生定位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④文学评点、研究者对于《史记》的叙事艺术、人物塑造、语言风格、抒情传统等文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精细的研究，但对于《史记》中并不鲜见的文本“失控”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司马迁如何“控制文本”的问题，文学研究界却鲜见讨论；至于史学界从史源学层面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相关研究却几乎从未引入“文学性”的考察维度。⑤似乎《史记》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其“文学性”问题是两个截然无关的领域内的论题，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学术现象，其背后则反映出一种固有的研究理念：文学研究应围绕经典作家与经典文本展开，而经典作家是不会犯错的，经典文本更不会是“失控的文本”，作家的个人意志与其生成的文本之间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是完全透明的。 然而，基于对上述文本展开的个案研究，我们认为，至少对于异质性文本而言，“钞者”与其生成的文本之间的确是存在障碍的，“失控”是这类文本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文本研究的视域中，我们恰可以通过这些“文本失控”的个案真切地了解司马迁、班固、孔颖达等“钞者”曾经如何尝试整合那些具有多元来源的异质性文本。换言之，这些“失控的文本”珍贵地呈现了“钞者”试图建构“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挫折与困境，而在笔者看来，“有序文本”的构建过程本身，正是所谓“文学性”的生成过程。因此，对于文本失控现象的研究，不仅具有文献学、史源学层面的价值，更要求我们从叙事学、文体学、文学审美等层面重新建立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本文将以《史记》中部分“失控的文本”为切入点，循此考察司马迁如何尝试“控制文本”，并将通过对《史记》文学研究中“选择性失语”现象的分析，尝试构建对衍生型文本展开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一、《史记》文本失控现象举隅 从文本生成的层面来说，《史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司马迁独立创作的原生文本，主要集中在汉以后的本纪、世家、列传与书表中，高本汉称之为“独立篇章”，此时司马迁的身份是“作者”；另一类则是司马迁根据既有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主要集中在秦以前的本纪、世家、列传与部分书表中，也包括他根据《楚汉春秋》或其他宫廷档案编定的部分秦汉史传，高本汉称之为“依赖性篇章”。⑥此时司马迁的身份是整合多元文本的“钞者”。通过各种形式的“钞撮”，司马迁博采《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以及先秦诸子文献，将其“重写”(rewrite)为语体风格、叙事体例、价值立场大体一致的史文，其苦心孤诣、匠心独运之处，并不亚于“独立篇章”部分。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迁在部分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的处理稍显粗糙，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而发现并对这些文例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也是我们认识《史记》衍生型文本文学价值的基础。根据文本失控的具体形态，我们将其分为四类，以下逐一论述。 首先是前后重复之例。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典型者如《五帝本纪》中论及舜家庭出身的部分：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⑦ 这里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欲杀舜”的核心论题，以及舜的应对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现在两节文字中，显然这并不符合文本叙事的一般体例。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注意到，关于舜的早期经历，有两种类型的经典叙事，一种见于《尚书·尧典》： 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  ，不格奸。”⑧这里强调了舜不幸的家庭环境以及他用以德报怨的方式维持家庭和谐的处事方式，我们可称之为“道德型”故事。另一种故事类型见于《说苑·建本》： 孔子曰：“汝不闻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箠则待，大箠则走，以逃暴怒也……”⑨ 类似记载又见于《孔子家语·六本》，⑩这段材料虽然晚见于汉人所编著作，但考虑到《说苑》与《孔子家语》以钞撮既有文献为主的编纂方式，可知其文本来源当肇自先秦。与“道德型”故事不同，这段故事主要强调舜在侍奉顽父、嚚母时的机智与自我保护，突出其未至愚孝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智慧型”故事。 从上举文例看来，就第一节而言，从“舜父”至“象傲”，比较接近《尧典》的叙述方式，从“瞽叟爱”至“受罪”，则是“智慧型”故事的体现，最后“顺事”至“有解”，又回复到《尧典》“道德型”的叙事框架中。至于第三节，从“舜父”至“象傲”，以及“舜顺”至“孝慈”，显然是译写《尧典》之辞，属于“道德型”，而“皆欲杀舜”和“欲杀”之后的部分，则又引入“智慧型”故事。可以说，这两节都旨在融会“道德型”和“智慧型”故事，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完美形象，两者的叙事功能是完全重合的。 但如果将两节内容仔细对比，则可以发现，第三节提供的所有核心信息，包括恶劣的家庭环境、舜的孝顺及其智慧，在第一节中都已全部出现，而第一节与之相比则多出“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这一细节，而重要的是，这一细节不见于现存的任何先秦典籍。在《大戴礼记·帝系》这一详细记载五帝帝系、婚配信息的文本中，并未提到瞽叟再娶之事，而《列女传·有虞二妃》、《汉书·律历志》等汉人著作在提及舜母时，亦绝不言其系后母，甚至张华《博物志》载：“《异说》云：瞽叟夫妇凶顽而生舜……焉其在有胎教也?”(11)明言舜为嚚母亲生。这些文例都可证《史记》所谓“更娶”说不为汉晋多数学者所认可，司马迁此言即便有所本，其所据文本的传播范围与权威性也一定是非常有限的，而特别在意史料来源权威性的司马迁对此应该是有清楚认识的。 不过，如果从叙事学层面来看，“更娶”这一细节却完美地解释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如此之恶劣，并使其父“常欲杀舜”这一骇人听闻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从白雪公主到灰姑娘，(12)“后母毒子”可谓各民族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了。而这样看来，留存于《史记》中的这两节叙述虽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内在属性却存在根本差异：第一节是更加“合理”的叙述方式，而第三节则是更加“权威”的叙述方式——“瞽叟更娶”虽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恶劣环境得到了合理解释，但这一说法本身却缺乏可信的出处，至少在关于舜一生行藏的几种权威文本：《尚书》、《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很显然，从《史记》的行文章法看来，这两节文字的并存恐非司马迁有意为之，而是他定稿时删汰未尽所留下的“失控的文本”。不过，这一“失控”的文本个案帮助我们还原了司马迁在文本编纂过程中一度面临的“选择恐惧症”：一个合理的叙述，与一个可靠的叙述，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呢?从这两节文字都由道德型与智慧型文本缀合而成可知，两者都是司马迁精心结撰的，但在文本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之间，他举棋不定，难以取舍，竟将这一选择永远留给了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