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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文本失控”的表现是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例如《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卫宣十八年(前701)宣公杀伋子之事：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18) 这段材料主要依据《左传·桓公十六年》：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19) 当然，《左传》并未指出卫宣公曾立急子为太子，《史记》之说恐有其他依据，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关于宣姜的指称问题。《左传》在述及宣公夺齐女之后，即言“宣姜与公子朔”云云，显然此“宣姜”即右公子原为急子娶于齐者，《左传》虽无特别解释，但考虑到齐国姜姓，则宣姜之为齐女，不言自明。但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叙述中改称“宣姜”为“宣公正夫人”，以“宣姜”从夫谥看来，这一改写并无错讹，但从叙事学层面看，其前文皆以“齐女”称宣姜，且在叙述中从未言及齐女为“正夫人”事，则此处径以“宣公正夫人”为辞，隐其母姓，反令读者疑惑此“宣公正夫人”与齐女是否为一人，这一改笔多少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又如《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师曹诵《巧言》事：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20) 这段材料主要根据《左传·襄公十四年》：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21) 这里司马迁将《左传》“初，公有嬖妾”的倒叙部分移置前文，其“献公十三年”的编年则《左传》未见，恐别有所据。至于献公命太师所歌《巧言》之卒章，其辞为“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杜预注指出，献公乃“欲以譬文子居河上而为乱”，(22)由于其辞激烈刻薄，太师为免献公与孙文子之矛盾激化，故拒绝歌诗，而师曹因有宿怨在心，故主动请缨，而且《左传》特别强调，为确保孙蒯能够充分理解《巧言》卒章之文意，师曹弃“歌”而改用清诵之方式，以使其文辞更加清晰入耳。总之，《左传》中师曹主动“请为之”，及其“遂诵之”，都充分体现了由于献公构怨在先，故师曹有此报复。但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同样讲述了献公构怨师曹之事，但到饮酒歌诗的部分，他既未取《左传》中太师请辞的细节，更将“公使歌之，遂诵之”删略为“乃歌之”，两处体现师曹主动报复的细节都未得保留，这就使得《史记》关于献公构怨于师曹的铺叙和补叙变得冗余而令人困惑——在其叙述中，师曹所有的行为都是听命于献公的，我们至多只能说他缺少独立的判断力，未能主动劝阻君主构怨大臣的鲁莽行为，但对于一个乐师而言，这一要求不是太高了吗?以情理而言，即便献公与师曹之间没有私怨，师曹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要公然违背君令，让自己陷入险境。我们知道，尽管“歌”与“诵”可以互训、连用，但此二字“通言则同，析言则异”，对于《诗》三百的表演而言，“歌”与“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前者由乐师配乐歌唱，后者则多由瞽者朗诵，两者承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左传》中“公使歌之，遂诵之”的叙述是典型的“析言则异”，而司马迁似乎并未体察这里的微妙差异，故径以“乃歌之”统言师曹之行。由于司马迁未能充分把握其所据文本的内在细节，遂导致经其改笔后的文本存在冗余和令人费解之处。 第四类是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遂致叙述脱节。作为有志于“贤贤贱不肖”的文本，《史记》对于人物褒贬的把握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注意到，《史记》中存在叙事部分与“太史公曰”对于同一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取向前后矛盾的现象。作为史书，传文与史论部分当然可以持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层面来说，无论传文与史论的立场是否一致，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两者之间都应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对应关系，例如在《苏秦列传》的传文中，司马迁叙述了苏秦善权变而死的过程，颇持讥讽之立场，而在“太史公曰”部分，则言“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23)这里史论正是针对其传文部分时人对苏秦的嘲弄而作出的反向立论。史论的立场虽与传文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在《史记》的部分篇次中，传文与史论之间完全脱节，史论成为游离于全篇之外的异质性成分。例如《宋微子世家》中宣公、穆公让国一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24) 司马迁这一叙述基本依据《左传·隐公三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穆公让国之辞，亦可见于《左传》，至于宣公让国之辞，则不见于《左传》，与《公羊传》所录宣公之辞也完全不合，(25)从行文上看，很可能是司马迁根据《左传》中“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句敷衍而成。从“天下通义也”、“和亦三让而受之”这些司马迁构拟的言辞、细节中，我们颇可体会宣公让国的大义凛然，而在这段叙述之后，司马迁特意钞录《左传》“君子”之辞，明确对宣公之大义表示赞赏。行文至此，虽然部分叙述也许没有史料依据，但从叙事学层面看，可以说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在全篇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当司马迁再次提及宣公让国一事时，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指出“《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26)认为宣公让国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是造成宋国诸公子之乱的祸端。这里的《春秋》系指《春秋公羊传》，其在这一问题上与传文所据《左传》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司马迁当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时引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层面论，则不宜采用这种没有任何转折或承接修辞的方式生硬拼接。熟悉《史记》与《左传》文本关系的读者固然知道司马迁所谓“君子”系指《左传》中的“君子”，但对于不了解这一背景的读者来说，仅凭《史记》自身的叙述，我们既无法理解“太史公曰”中对于宋宣公的批评是出于何种立场，也无法理解何以被司马迁称为“君子”的论者却作出了一个似乎并不高明的肤浅判断。 这种前后异辞造成的文本脱节也出现在同篇对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在宋楚泓之战的叙述中，司马迁指出襄公贻误战机以致溃败的行为令“国人皆怨公”，而作为贤臣的子鱼更谏言：“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而耳，又何战为?”(27)完全采用《左传》的叙述立场，认为宋襄公是妇人之仁。但在“太史公曰”部分，司马迁又言“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也。”(28)改持公羊家立场，褒襄公之守礼。从叙事学层面来看，司马迁此处所言“君子”自宜在传文中有所指涉，故司马贞《索隐》即认为：“襄公临大事不忘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之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故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29)将“君子或以为多”之“多”理解为“多余”，将“君子”理解为子鱼、国人之流，以为他们悯宋襄之行不合时宜，故不愿“嘉”美其“盛德”。殊不知这里的“多”自是“大、美”之意，“君子”亦非通常引自《左传》的“君子”，而是《公羊传》中的“君子”：“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也。”(30)司马贞对于“太史公曰”的误解固然可以归罪于他未能参读《公羊传》，但平心而论，司马迁前后褒贬不一，且在行文中完全脱节的叙、论方式也是引起司马贞误解的重要原因。这样令人困惑的文本，自然是处于“失控”状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