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断增强 一是经验总结性研究的比例不断减少,定量实证性研究的比例不断增加。前者由1977-1987年间的84.6%,下降到1998-2007年间的62.3%。后者由1977-1987年间的16.4%,上升到1998-2007年间的37.7%。这里的定量实证性研究包括了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前者如王又民(1998)对匈牙利学生汉语双音词声调标注的调查;张志云(2002)对中级汉语水平韩国人声母偏误的调查等。后者如高美淑(2001)对汉韩塞音/塞擦音的对比实验。王韫佳(2002)通过设计严密的实验研究,得出日本学习者感知和产生普通话鼻音韵母之间的关系为:知觉正确率与发音正确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知觉正确率高于发音正确率;但在项目分析中,知觉与发音之间未表现出显著关系。王功平(2004)通过实验分析了印尼留学生普通话双音节上上连调的主要偏误。 二是实验语音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率持续上升,促进了各种语音实验仪器和软件使用率的增加。1977-1987年间,仪器和软件使用率为3.5%,1998-2007年间增加到了15.1%,使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结论更加可靠。这些仪器设备和软件包括了颚位仪(朱川1981、1997)、Visi-Pitch(王韫佳1995)、CSL4300B(高美淑2001)、Wincecil(蔡整莹、曹文2002)、Mini-Speech Labs(石锋、温宝莹2004)、K 3700(冯丽萍、胡秀梅2005)、Pratt(王韫佳、上官雪娜2004;林奕高、王功平2005;于辉2008)等。 1.3研究内容日臻成熟 1.3.1由以教学研究为中心,逐步走向教学研究与学习者研究协调发展 1977-2007年间的早期,研究主要以教学为中心,即以研究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教学方法为主。如徐世荣(1980)认为抓住声调教学这一环是突破朝鲜族学生汉语学习难点的核心,并提出了“对比听辨、声调演示器直观教学”等声调教学法。余霭芹(1986)认为掌握第三声连读变调的低平调是掌握第三声调值的关键;并提出先教平调(第一声和第三声),再教降调(第四声),最后教升调(第二声)的声调教学顺序。华超、林春(1987)提出了“循环法”、“图示法”、“手势法”、“口型舌位强制法”等多种汉语声、韵、调教学方法。 1977-2007年中后期,研究逐步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即从学习者的角度,研究汉语中介语的语音系统特征及其偏误规律。如马燕华(1994)分析了初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普通话声调偏误。王燕燕(1997)分析了菲律宾华裔学生的汉语语音偏误。吴门吉、胡明光(2004)用听辨的方法,得出越南学生的汉语声调偏误规律为:高平调55念为半高44,全降调的调域较窄,起调不够高,落点不够低;汉语的四个声调中,去声情况最差;上声主要是控制不好;阳平的起调偏高,上升急促而不平滑。王韫佳、上官雪娜(2004)通过实验,研究了日本学习者对汉语普通话不送气/送气范畴的加工模式。陈凡凡、周小兵(2005)通过实验,研究了韩国学生汉语主要韵母的发音—知觉关系。胡晓研(2007)分析了韩国学生的汉语中介语语音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