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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引言 语音学习,是第二语言(以下简称“二语”)学习的重要基础,也是二语学习者的首要困难。二语语音教学是培养二语学习者听、说、读写技能和社会交际能力的首要前提。自吕叔湘(1977)倡导通过对比来研究汉语以来,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习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了使该领域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本文以1977年以来,发表在各级各类刊物和有关会议论文集上的475篇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研究论文[1]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材料等方面,统计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动态,探讨了该领域研究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就如何促进该领域研究的新发展提出了粗浅建议,以期为今后的二语语音习得提供借鉴。 § 1研究现状与趋势 1.1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宽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研究主要以Whorf(1941)、Lado(1957)等语言学家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论为基础,涌现出了一批汉外语音对比研究成果。如程棠(1977)通过对比汉—法语音后得出:汉法辅音系统的差异大于元音系统的差异,法国学生学习汉语语音时,一是要注意区别汉语的送气与不送气辅音,二是要注意不要把清辅音发成浊辅音。此外还有朱川(1981a、1981b)的汉—日语音对比,周换琴(1982)的汉-斯(斯瓦希利语)语音对比,任远(1984)的汉—罗(罗马尼亚)语音对比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Corder(1967)与Selinker(1972)等人的“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与“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经鲁健骥(1984)等引用来分析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后,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研究理论基础,便由对比分析理论逐步扩展到“偏误分析”理论与“中介语”理论,并促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包双喜(1989)归纳出蒙古族学生汉字读音的偏误主要存在误读、变读、跑调等现象。沈晓楠(1989)通过听辨调查和实验分析,得出美国人学习汉语声调的偏误为:阴、阳、上、去、轻五个声调中,去声错误率最高,阴平其次,阳平、上声和轻声的错误率相差无几;从错误类型来看,错误主要集中在调域而不是调型。王韫佳(1995)借助仪器对美国人的汉语声调偏误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掌握程度较好的两个声调,阴平和去声的主要错误是调型错误;掌握得不太好的阳平和上声,调型、调域错误都存在,其中调域问题是主要问题。董玉国(1997)分析了日本学生发an-ang时的偏误。蔡整莹、曹文(2002)通过听辨判断和声学分析,总结了泰国学生学习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的偏误。 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作为二语的语音研究理论基础进一步拓展到语音知觉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理论、语音意识发展(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velopment)理论、中介语语音变异(phonetic variation)理论、标记区别假设(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理论等。如王韫佳(2001)引进和运用Best(1995)等人的知觉同化模型,设计实验研究了韩、日学生感知汉语普通话5个高元音的特点:两国学生感知错误率最高的是ǜ[y],感知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将它同化为i[i],但在具体的音节中,错误倾向受到声母因素的干扰。在学习时间相同的条件下,日本学生ǜ[y]的感知错误率高于韩国学生。朱永平(2004)以Eckman(1977)的标记区别假设为基础,对美国两所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汉语声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他们的汉语声母学习难度等级序列为:m、n、f、b、d、g、s>p、t、k、h>j、q、x、z>sh、zh、ch、c、r(从左至右,难度增加)。高立群、高小丽(2005)引用Tunmer&Herriman(1984)等的语音意识发展理论,通过实验分析了外国留学生的语音意识发展情况,结果显示,留学生的汉语声调意识优于韵母意识,韵母意识又优于声母意识。梅丽(2005)以Tarone(1983)等人语音变异理论为导向,研究了日本学生习得普通话卷舌声母的语音变异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