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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 杰、覃业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相关信息: 本文报告的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课题Grammatical Viola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编号:MYRG172-FSH11-XJ)和Grammatical Innovations in Chines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ir Linguistic Implications(编号:MYRG093-FSH13-XJ)的支持。文章的主要观点曾先后在第七届汉语语法专题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10月12-13日)、第十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澳门大学,2014年10月28-30日)、第十六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12月6-7日)、第一届语言学与语言教学国际论坛(美国加州大学,2015年5月8-10日)、第五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江苏师范大学,2015年6月3-10日)做过宣读。“语言特区”这个概念引发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辩。其中冯胜利先生就特别指出,作为一种比喻,“语言特区”跟其他性质的特区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经济特区就是人为划定的,而语言特区本质上不是人为划定而是自然形成的。此次发表,希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正,谨此深致谢忱。 一、语言创新和演变的源泉 语言创新(language innovation)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对现有语言规则的突破,[1]而语言演变(language change)则指以语言创新为起始阶段,进而发展、扩散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传统上将促使语言创新和演变的因素做内部(internally-motivated)和外部(externally-motivated)之分,大致上内部因素相当于儿童习得母语,而外部因素则与语言接触有关(转引自Hopper & Traugott 2003:44,213)。可以认为,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和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传统上是语言创新演变的两大源泉。 所谓语言接触,就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通过接触而相互影响的过程。诸多研究表明,语言接触能够引发语言各层面的创新和演变,最典型的方式即为源语的特征(如形式或规则)迁移至受语中。比如在语音层面,非洲南部的一些班图语(如祖鲁语(Zulu))从克瓦桑语群(Khoisan)借入吸气音(clicks);小亚细亚希腊语的部分方言从土耳其语借入元音和谐规则(吴福祥 2007);中国境内的南岛语回辉话和南亚语系的某些语言受汉语影响产生了声调范畴等等(郑贻青 1997:1-14)。词汇层面的各种借词现象,如南方民族语言(特别是壮侗语、苗瑶语)大量借用汉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的词汇,汉语从日语、英语借用的“景气、取缔、沙发、幽默”等,都是语言接触的后果。句法结构方面,如藏缅语的白语(SOV)、南岛语的回辉话(VSO)由于长期与汉语接触,它们的基本语序都演变成了与汉语相同的 SVO 型;侗台语、苗瑶语、佗央语等许多南方民族语言,在程度副词与形容词、形容词与名词、领属定语与名词等语序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符合语序共性的现象,明显都有汉语方言影响的痕迹(李云兵2008)。 语言习得也可以引发语言的创新和演变。[2]最著名的例子是皮钦语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Bickerton 1975)。众所周知,皮钦语是因 AB 两种语言(甚至多种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种极不稳定的混合语。比方说十九世纪产生的上海皮钦语,就是上海商人因不能习得标准英语而产生的,其词汇以英语借词为主,而语法规则却基本源自上海话(Shi 1991,石定栩1995)。如果皮钦语进一步发展,被儿童当作母语进行习得,它所发展出来的语言就是克里奥尔语。这个过程就是克里奥尔化。由于皮钦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都极为简单(如通常缺乏形态变化、缺少复杂的句法结构等),甚至是杂乱无章,因此它们一旦被用作母语(第一语言)使用,自然会迅速完善自身各个体系,发展出许多原来的皮钦语所不具有的特征,由极具临时性色彩的混合语完完全全演变为一般性的语言(Bickerton 1973、1981)。因是之故,克里奥尔语的词汇系统和语法体系都是相当地完整、匀称,而且其中常常还可以见到一些 AB 两种源语言中都没有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存在明确彰显了母语习得在语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