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话史研究的性质 汉语史作为语言学中汉语语言学的下位概念,从时间上可分为古代汉语史、近代汉语史、现代汉语史,从空间上可分为通语史和各地域方言史,从语言学的子学科可分为语音史、文字史、词汇史、语法史和修辞史,还可从断代分为古代汉语语音史、文字史、词汇史、语法史、语体史、修辞史,近代汉语语音史、文字史、词汇史、语法史、语体史、修辞史,现代汉语语音史、文字史、词汇史、语法史、语体史、修辞史等,而从语体上则可分为口语史和书面语史或白话史和文言史。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划分的历时和共时汉语史合起来反映了汉语古今的发展,而语言含有言语意义和语言意义,言语的变化影响语言的变化,语言吸纳言语的变化从而形成了语言的古今演变,构成汉语史的主体。一部汉语史也就是言语与语言的演变史,言语与语言的演变是贯穿汉语古今发展的主线。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自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杰出的创造,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语言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④。据有关研究,原始人至少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大约出现在13万—15万年前,而人类的语言出现在6万—8万年以前,至于记载语言的书面语则迄今不超过7千年。⑤我国历史上有所谓三皇五帝的传说,那时的语言尚无法考知。现可考知的夏代是汉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1977年以来在河南王城冈发掘的夏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些陶器上已刻有文字。承夏而起的商朝定都殷墟,始有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字。文字的出现与使用物化了转瞬即逝的口语,标志着人类的历史由传说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甲骨刻辞就“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书面语”⑥,具有口语的省略、重复及语序上某一成分易位和割裂等特征。⑦周武王灭商后,随着商周两族语言的融合和交际的需要,出现了一种各地都能通行的共同语,即当时的“雅言”、“正言”,原来各诸侯国的“殊方异语”也逐渐融合成几个相对稳定的大方言。先秦的书面语“在当初大概跟口语相去不太远,还在听得懂的范围之内。”⑧尽管古代尚无录音,但书面语中或多或少记载了当时的口语方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言语与语言的演变。秦汉后口语方言随时代社会发展而发展,书面语渐分两途,一凝固为文言;一为记载秦汉后口语方言的古白话。⑨ 文、白之分大致始于汉⑩,由于汉语各地方言不一(11),文言文以先秦口语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定为一体后,则不因地域的不同而变化,且已凝固为一套根深蒂固的表达习惯,基本上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撰文用词都为通用语。(12)又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微斯人,吾谁与归”,句法上与《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相似。秦汉后模仿先秦两汉的文献虽然也出现一些新词新义,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口语因素,但主要倾向于采用先秦两汉已使用过的趋于定型化的语言成分,或通过先秦两汉旧有的质素组合来表达新词新义,总体上滞后于语言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文言系统从先秦直到明清共有的特点。 先秦的书面语凝固为文言文后,秦汉后不同时期的口语成分奠定了古白话系统的基础。文言文形成后基本上在原地踏步,不受时空的限制,词汇和句法系统不再有大的变化,但在各时代作者的笔下也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一些随着时代变迁新出现的口语成分,如韩愈作品中“奔波、落寞、道理、意思、无理取闹、垂头丧气、牢不可破、落井下石”等文言所无口语词,又如明清西学东渐的“欧化成分”,且由少到多,从而产生出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发展的新书面语。(13)古白话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话口语成分,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而并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汉语另一书面语系统,进而由量变到质变发展为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 汉语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以先秦雅言凝固而成的文言文变化较小,以秦汉后口语为基础的古白话变化较大。然而为什么变,怎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一些外来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肯定是很重要的。这里面有一些理念性的东西体现在汉语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中间,如复音化和三音、四音节的形成等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涉及到语言←→人←→客观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又如汉语的文白转型大致上就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共存与整合融合。因而如果将白话看作是人们口说的话,那么白话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先秦口语到现代口语的演变,即源于文言文形成的先秦雅言经古白话而演变为现代白话,而白话史则是活语言的变化史。作为活语言的变化史,白话史与文言史的不同就在于始终贯穿着言语意义←→语言意义互动交融的主线,(14)反映了汉语古今演变的主导趋势和正在进行中的与时共进,从而既体现出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揭示出人们理念取舍的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