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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现场性语体和低现场性语体 语篇的现场性指参与话语交际的双方直接出现在交际现场，因此凡是面对面对话交际的语篇都是高现场性语体，反之则是低现场性语体。前者如日常对话、影视作品和小说里的对白、新闻采访、辩论、谈判、审讯等，后者如法律语体、政论语体、操作语体、科技语体等。以法律语体为例，其功能在于威慑敌对势力，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宣传法制和调整国家、集体、个人相互之间法律关系的庄严职责，其互动对象具有最大的广泛性或公众性，几乎不以个体为言者，也不以个体为听者，即法律体没有现场性。同时，即使是针对个体的法律文书，也要使用定义极其严格的法律术语（如“被告”、“原告”等）来指称话语交际者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准确性，而不宜使用指称性随话语上下文变动不居的人称代词（偶尔使用非人际代词“他”或“他们”回指法律责任人）。换句话说，法律语体的非现场性、严肃性、准确性使得人际代词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关系平等的日常对话语体就不同了，它具有明确的对象——在场的话语交际参与者——言者和听者，交际功能仅在于两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流信息，甚至是非命题性的寒暄、唠家常，其互动对象是睹面相对的听者，互动性是私人之间的互动，甚至没有互动就没有话语，所以无需使用定义明确的指称话语交际者的术语，人称代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出发，以法律语体为一端，平等关系的日常对话为另一端，可建立起人际代词视角的语体分类系统。 高现场性语体又可以分为事实现场性语体和虚拟现场性语体，前者如前面所举的高现场性语体，后者如寓言语篇、假设听者在场的语篇。下表所列是三个语料里听者介入语的统计：  上表中三个语料都高频运用人际代词以表达言者与听者之间近距交际关系，即便吵架也不例外，如《红楼梦》第29回“宝黛吵架”一节称呼对方几乎一律用“你”，自称一律用“我”，貌似吵架，实则是变相地互诉爱慕、关切之情。最值得注意的是，《祭十二郎文》虽被明代茅坤推许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六），而历代文人却多于情真意切、句式错综处分析其艺术成就。①其实，这与其大量运用听者介入语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循规蹈矩的祭文均以读者或参与祭祀者为听者（如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以几乎不用听者介入语，而该文则大胆采用与死者直接进行现场对话的方式，假设祭祀对象——十二郎——为在场听者，直接与“汝”对话并与之共同构建话语，共同再现“吾”“汝”共同经历的生活场景的种种细节，边诉边泣，吞吐呜咽，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促膝长谈。②这一切又均自肺腑中真切流露，所以具有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力量，以至南宋安子顺感慨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③至于袁枚《祭妹文》大量运用人际代词的写法显系模仿韩文而成。④其次，现代汉语人际代词表现虚拟互动的例子还大量见于爱情歌曲。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