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6)和例(8)代表了汉语双及物构式的两种类型,其中的动词“送”(给予类)和“拿”(取夺类)都是双及物动词。而例(7)中的“踢”和“磕、顶、钩”、例(9)中的“吃”和“啃、嚼、尝”在一般语境中都作单及物动词。这就出现了两个与构式压制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单及物动词能够进入双及物构式?为什么同样是构式压制,有的单及物动词能够进入双及物构式,有的不能?显然,这里就不是单纯的句法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语义问题,还有语用交际问题,更有认知机制的问题。袁毓林(2004)借助表达精细化的动因和句式套用、词项代入的机制来说明构式压制得以成功的问题;借助语义场景和基本认知层次概念来说明什么样的动词才能进入双及物构式的问题。显然,例(7a)和例(9a)是句法隐喻(类推及其外在表现)的结果,当甲类动词套用乙类动词的惯用句式时,说话人“把跟乙类动词及其惯用句式相关的概念结构投射到甲类动词上,从而把甲类动词所表示的事件纳入乙类动词及其惯用句式所表示的事件图式中”(袁毓林2004)。但隐喻机制的发挥受到了词语自身内在特征的限制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受到了认知系统的制约,以致出现了上例中打星号的情况。如果我们从语言交际过程中“招聘”和“求职”的互动关系着眼,能更清楚地看清构式压制过程中的认知本质。 由此可见,压制不但要考虑压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更要考虑到构式压制的不可能性,即压制成功的条件和边界。[11]而这个问题往往还牵涉到语言类型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如英语中可以有下面这样的表达:  而汉语中并没有合适的双宾结构形式来表达。这不是因为汉语中没有相关的概念结构,而是由于汉语双宾结构有其特定的句法、语义系统的限制。这是语言系统上的不可能性。像(7)和(9)中打星号的例子,则是构式扩展过程中具体用例上的不可能性。 在对语言用变和演变机制的思考中,必然要牵涉到跟能产性相关的构式多义性问题。多义未必是构式压制的结果,但构式压制往往产生多义现象。对例(1)中的“sneeze”而言,有人通过大规模语料库考察,发现“sneeze”的及物动词用法已经固化和规约化了(陈和敏 2011)。对进入到例(5)那类构式的名词而言,有不少名词兼有了形容词性用法。多义性不仅表现在词项类实体构式上,还体现于句式类图式性构式中。Goldberg(1995)对英语双及物构式、使移构式、动结构式、way-构式的多义系统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张伯江(1999)对汉语双及物构式的多义性及其关联也做了系统分析。图式性构式在扩展过程中,主要的驱动力就来自于具有某种特异性的新成分的“强制”而又有些“必然”的进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