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荣刚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中国小说经历过两次大的历史变迁，第一次是唐传奇，第二次是宋元话本，程毅中先生补充了第三次，那就是“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小说（《明代小说丛稿·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造成这三次大的历史变迁的原因固极众多，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小说虽与诗文一样同属文学类作品，然毕竟多了一点商品的属性，这就使其对物质技术性因素有了更多的依赖。如果仅从这一点出发，对这三次大的历史变迁稍作分析，当不难发现，它们所依赖的出版技术恰恰代表的就是中国出版技术的三次革命，即手抄复制、雕版刊刻与现代铅石印刷。这自然不是巧合，它充分说明物质技术与古代小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学术联系。职是之故，从物质技术层面观察这三次大的历史变迁遂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当然，从物质技术层面研究古代小说的历史演变，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有较为充足的出版史料，而这自然主要来源于小说的版权页，但由于中国古代缺乏明确的著作权与版权意识，因此手抄本与雕版印刷时代的小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研究条件。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著作权与版权观念随之传入中国，因此此一时期出版的大量小说单行本以及登载小说的期刊杂志等大多附有信息丰富的版权页，这无疑为研究此一课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研究资料的充足，既是研究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对于近代浩如烟海且极度分散的小说资料而言，没有人能够穷尽得了——哪怕是其中极小的一个领域。所以对治近代小说者而言，如何有效地收集与掌握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到的识见，恐怕才是最为关键的。应该说，从物质技术层面研究近代小说是目前学界一个十分热门的课题，但一般的做法往往是借助一种或几种现成理论或业已形成的知识系统来梳理近代小说物质技术更新所带来的种种效应，当然也有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揭示近代小说演进中的某些面相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文献（或考据）与识见（或理论）两个方面多为偏胜而难兼美，真正能够做到兼美的，殆不多觏。而潘建国先生的《物质技术视域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则是我近年所见能够二者兼美的一部力作。
    这本书不是什么高头大著，也没有宏大的理论框架，有的只是区区十五篇专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钱钟书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当然，这不是说潘著没有整体的理论思考，恰恰相反，他在该书《引言》中这样说：“收入书稿的15篇文章，大概主要围绕如下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如何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又是如何从上海输出，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其二，近代书局如何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其三，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如何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其四，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如何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其五，近现代书局如何在出版新理念的指引下，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这些创新之举又具有什么样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其六，面对编刊两盛、区域分布不均衡、成就与弊端并存的近代小说，清末民初的文人如何进行小说的阅读与研究？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和深化这一研究课题？”这可以说涉及近代出版与小说关系的各个层面，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作者当初试图建构的理论体系要大大超过这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说兴趣的转移，使其原来构想的庞大理论体系最终只剩下了这些“木石砖瓦”的好材料，与其勉强建构并不坚实的理论体系，还不如直接给后人留下可资利用的有价值的“思想片断”，这恰是作者的务实之举，更是明智与有远见之处。
    从这十五篇专论的附记来看，最早发表于2001年，最晚发表于2014年，可谓十余寒暑痴心不移，其书虽小，其厚重也宜。概而言之，该著有四点值得称道：
    一，文献蒐罗之广、考证之精，同类著作殆罕其匹。这十五篇专论除第15篇为纯粹理论性文章外，其他皆以文献蒐罗、考证精审见长。该著前十四篇专论，其中《档案所见1906年上海地区的书局与书庄》《<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笔记小说》《清末民初文人的小说阅读与研究——以常熟徐兆玮为学术个案》为作者首次涉及与披露；《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商务版冯梦龙<古今小说>印行始末考——以王古鲁、张元济、朱经农诸人书札为史料》，则是在已整理出版史料中辑录小说资料就某些学术公案作深度解析。表面上看，该著大部分文章前人似皆有所涉及，但本书研究与之相比，显然已有质的飞跃。比如《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从“书局与晚清小说的编撰》”、“书局与晚清小说的出版”、“书局与晚清小说的传播”三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每一个大的方面下又分若干层面，若干层面下又分若干要点，其涉及面之广，论述之深、之细，大有竭泽而渔之势。类似的文章还有《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该文亦分三大部分：“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翻印”、“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续书”与“照相石印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图像本”，每部分同样巨细毕呈，使得读者阅完此文，闭上眼睛即可在脑海中呈现出此一问题的全景。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侦探小说期刊述略》一文，除论述之全备一如上述两文外，其所涉及文献大部分竟得自作者觅购之私藏，其蒐罗文献之勤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令人起敬。当然，除了文献蒐罗之广与新人耳目外，该著考证之精亦足令人惊叹。这不仅仅表现在作者篇篇文章皆有新材料的发现，梳理清晰明朗，更重要的是他还订正了不少学界相关认识上的讹误。比较典型的是《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实际在此之前作者已经刊发过《<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野叟曝言>光绪壬午本为增补本考辨》《晚清<字林沪报>连载本<野叟曝言>考》等相关论文，《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正是在上述诸文的基础上，对《野叟曝言》版本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探考，其中心问题是解决申报馆刊行《野叟曝言》问题。关于申报馆刊行《野叟曝言》，学界惯常认为它是《野叟曝言》足本的第一次刊刻行世，但作者经过文献的细致梳理与考辨，认为首次刊行《野叟曝言》者为“瀛海词人”，申报馆只不过是“瀛海词人”刊本的翻印者而已，甚至进而推论：“申报馆实际上并未真正刊行过自己的《野叟曝言》，但它为‘瀛海词人’代印了此书，时间在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83年1月29日），其开本、版式及铅字字体，与通行的‘申报馆丛书’相同，故后人误认为是申报馆本”。作者的推论现在虽然还无法证实，但透过其文中所提供的种种证据，以及作者的辨别分析，其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二，与一般借助现成理论或业已形成的知识系统来阐述近代物质技术更新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不同，作者本身即为近代出版史研究的行家里手，对近代出版研究多有贡献，以此知识储备专研近代出版与小说之关系课题，可谓轻车熟路，故而才能臻于举重若轻、触处逢春的学术妙境。余英时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又说“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8、420页）。以外国理论框框来套近代小说研究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直至当今的学界，可谓代不乏人，大多数恐怕也如余英时所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而本书作者发表于十余年前的篇篇专论仍不断为学界同行所提起、所关注，大体也验证了余英时关于“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判断。收入本书的前三篇文章，表面上看皆与小说无直接关系，实际上它们正是此后数文的铺垫与基础。《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其“输入”部分主要涉及“从欧美、日本等国输入印刷技术、机器设备及相关材料”、“从江浙等地区输入出版从业人员与资金”两大方面内容，“输出”部分则包括“输出技术工人、普及印刷技术”、“印刷设备与纸墨原料的集散基地”、“输出书籍报刊、传播旧学新知”等诸多方面；《档案所见1906年上海地区的书局与书庄》则考察的是近代上海分布众多的书局与书庄；《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考证的是五彩石印技术如何在上海的落户与普及。通过上述三文的框架设计，不难看出它们实际就是《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几文的雏形，而这几篇文章恰恰就是本书的主体与关键。由此可见，作者在涉足本课题之前，首先在近代出版方面做了扎实的学术准备，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简单地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近代出版史作了富有针对性的系统挖掘与整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或者说知识系统。也就是说，本书作者在近代出版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在相关研究方面不仅提供了许多此前未曾经见的史料，而且梳理更加细致全面，甚至还多处修正或补充了近代出版史方面的认识。比如《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文末提到，著名印刷史研究专家张秀民曾提出过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石印术1832年传入中国，但到1880年以后才得到普及，为什么在这50年内没有得到推广，这很值得思考”，作者的回答是：“根本原因或在于石印制版方法的改变，正是由于采用了照相制版技术，石印术才能在中文印刷领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尤其是‘缩印’及‘照图’两大优势。换言之，对中国近代文学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照相石印术，而非普通石印术”。这一解释可谓公允而的当。正是由于对近代出版史有自己精深而独到的研究，才使作者在本课题研究之始便已占据了学术上的绝对优势，其研究自然无须借助他人理论或现成知识以张皇门面，从而能臻于举重若轻、触处逢春的学术妙境，具有弥久的学术生命力。
    三，宏观把握与非凡识见的两相结合，使得本书论题皆新颖别致、慧眼独具，乍看之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细思起来却又多在情理之中。全书十五篇专论表面看似皆不连属，实际则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前三篇上文已经谈及，第15篇为总论，此4篇可视作近代出版与小说关系研究的前奏与铺垫。中间十一篇，正如《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一文开头所说：“晚清新小说仅是清代后期白话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另一部分则是数量可观的传统明清通俗小说，它们同样面临着文本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近代新小说与传统明清通俗小说文本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正是这十一篇专论探讨的主要内容。《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笔记小说》《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侦探小说期刊述略》《清末民初文人的小说阅读与研究——以常熟徐兆玮为学术个案》属于近代新小说文本传播技术更新换代的研究，它涉及“近代书局与小说”、“近代新媒体的小说征文活动”、“新小说的版权转让与保护”、“报载新小说的创作”、“新小说的读者”等多个方面，很显然这些论题皆不是随意的选择，它们恰好构成了近代出版与新小说关系的各个关键性环节。而另外五篇则属于传统明清通俗小说文本传播技术更新换代的研究，它包括一篇总论《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两篇分论《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以及两篇个案研究《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商务版冯梦龙<古今小说>印行始末考——以王古鲁、张元济、朱经农诸人书札为史料》，这五篇同样构成了一个有内在关联的系统。当然宏观的把握还不足以说明作者选题精巧的全部原因，这还需要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具有非凡的识见能力，不过这不仅体现在作者比较准确地抓住了研究对象各个关键性的环节，同时还在于作者切入问题的视角颇为独特。学术研究尤其是宏观性的学术研究，最忌泛泛而论，平而无奇，本书作者深谙此道，故两篇总论《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皆以材料丰富、论述细致周全见长，而其他各个关键性环节则均以具体问题或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方式切入，不仅显得新颖独到，又能给读者呈现出生动可感的知识面相，留下深刻印象。
    四，思致周密，挖掘精深，逻辑严谨，观点公允，行文畅达，洵为学术论文之佳构，可以说将此一课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收入本书的十五篇论文，除个别篇章为极具体之问题外，其他皆具通贯之眼光，由于作者占有材料齐全，加之思致周密，故能将问题阐述得极为清楚明朗。《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固然为其中之典范作品，但是对此较为宏观的问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竟能挖掘得如此精深，真有叹为观止之感。尤其是《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一般的做法恐怕论述完铅石印刷术如何翻印明清通俗小说、促成小说图像绘制的更新换代，也就大功告成了，而作者却独辟了“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续书”这样一个新的专题，他不仅详细分析论述了二者的学术联系，并且还总结出“北书南续”这样独特的小说出版现象，真可谓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而对于有些个案研究，作者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拥有全局眼光，这样不仅能给读者以超越问题本身之外的更多认识，同时也能引导他们作更深层次的学术思考。比如《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作者通过新型媒体的小说征文活动，将晚清小说的发展演变作了一个全景式扫描，诚如该文末尾所言：“小说征文的出现，乃是小说社会地位、文学地位提升后的产物，透过它们，研究者不仅可以感知到小说观念演进的脉搏，也可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描绘出小说史发展的若干细节与轨迹”。再比如《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虽然只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小问题，然而作者一旦将其与晚清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联系起来，它就一下子显得宏大而重要了。当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收集到充足的文献史料，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下研究者就需要利用无形的文献作合理推断，而这最是考验一个学者综合能力的地方。该书给人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作者在判断申报馆非《野叟曝言》首刊者时，因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便细致分析了《申报》的相关广告资料，通过申报馆违反常规的广告登载位置，遮遮掩掩、三缄其口的反常态度，从而推断出：“虽然申报馆对《野叟曝言》小说情有独钟，搜寻经年，但事与愿违，最后只能根据‘瀛海词人’刊本出版一个翻印本，区别只是将装订的册数从10册改为20册”，这一判断可谓合情合理。本书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除了他对第一手文献非常熟悉、观察细心之外，还在于其严谨周密的逻辑思维与深厚的学养。而正是因为作者具备这些良好的综合学术素质，才使收入本书的各篇专论不仅观点公允可信，而且论述周章有致，行文畅达，洵为学术论文之佳构，可以说将此一课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最后，还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这部厚重的小书，我们虽然对物质技术因素在近代小说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作者在该书《引言》中明确指出：“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发展演进，虽然对于物质技术有较大依赖性，但决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因素，却并非物质技术，而是创作者本身”，这与一般研究者有意无意拔高所研究对象的做法相比，可以说有显著之差别。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正是这部著作能够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关键，也是其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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