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胤
    对于习惯了夏晓虹“慢工出细活”风格的读者而言，她的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无疑是一个惊喜。短短数年之间，从课堂讲授到论文结撰，最终结集为这样一册厚实而自成体系的著作，正如作者自述，有赖于近年新出史料的不断推动新材料能够得到充分解读，实离不开对旧材料的熟稳，尤其是作者三十余年学术生涯对梁启超其人的一贯倾注，遂使片段考证有可能促成全局史观的更新。
    夏晓虹的研究领域横跨近代文学与近代史，尤以晚清报刊研究和女性研究著称若要在其研究中找寻一个“一以贯之”的因素，那自然是梁启超其人了。在强调问题意识和方法理论的当今学界，能有作者这般长性，对一个值得付出的人物数十年不离不弃，实在是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学术选择与研究经历，提示了回归“以人物为中心”这一中国文史传统的恰当方式。她的新著，充分证明这种朴素方法足以破除晚近学科、理论、观念预设造成的种种界限，回应当前近代中国研究的最新关切。  
    一
    长久以来，在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政治史研究当中，流行着用后设立场来指定人物归属的取向“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区分，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甚至通过教科书的灌输，成为一般公众理解近代史的思维框架。回到历史现场，不同派系的人物在论争的同时往往多有交集，具体人物的归属未必能如此明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视之的观念日趋动摇。不过，相关研究仍多从趋新一面“在野”者（无论主张“革命”或“改良”）的合作着眼，对于“当朝”者（亦即所谓“洋务派”甚至“顽固派”中人）与“在野”者的沟通，则格于朝野新旧势不两立的成见，仍然较为漠视。
    事实上，“在野”趋新者探索的全面铺开，正有赖于权力认可与制度导引；当道者既已开启新政甚至预备立宪的进程，除了援引趋新者的言论、学术、媒体资源，似亦别无选择。近来学界已日益注意到清末学术建设的“朝野共同努力”，看重清末最后十年官方主导“新政”、“立宪”的经验。正是在此背景下，本书所收《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一文破除朝野界限的意义才更值得阐发。该文通过对新见、常见史料的巧妙勾连，揭发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闰四月、五月间梁启超为端方、戴鸿慈等“考察宪政五大臣”代拟折稿的事实，表明清末“最高层政治决策”下的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主动援引了梁启超一派的在野资源。
    正如其文中所征引，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这一段因缘，历来正传野史早已有所流传。唯对于双方交涉的具体过程，往往言之不详，或者人各一词；更难以确定诸人别集所见的考察宪政折稿当中，究竟有哪几篇出自任公之手。夏晓虹致力于晚清史事多年，丰厚的史料积累与娴熟的考证功夫，正可于此施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行文中运用常见材料的耐心和显露新出史料的时机。    
    该文考证的关键性史料，实为燕京大学旧藏题为《新民丛报底稿》的一种梁启超手稿本，内容包括《请定外交政策密折》、无题信稿、《请设立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及“呈为留学一得”的草稿共六篇。而最为重要者，则是其中的无题信稿，实为梁启超向端方建言的一通信函。
    这一关键性史料，却是行文到第三部分方才显露。在该文开篇，作者先是罗列陶菊隐等掌故家所述从“五大臣”到熊希龄、杨度直至梁启超层层转包宪政奏折的“传闻之辞”，着重铺陈梁启超与清廷方面的直接关系，根据五大臣考察的路线，确认拟折当在光绪三十二年，并锁定端方、戴鸿慈稽留上海而梁启超有可能闭关写作的“档期”；继而再引出端、戴奏稿中的“定国是”、“改官制”二折如此横说纵说，利用常见书将事件周边不厌其详地考明，方才“图穷匕首见”，引出梁启超手稿这一关键材料。新发现手稿与常见材料得以勾连的中介，是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关“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五折的记载配合书信材料，自可推定不见于手稿的“国是”、“官制”二稿亦属梁氏捉刀。如此穿插藏闪，娓娓叙之，读来如同侦探小说。而以小考证见大问题，更是夏晓虹治学的看家本领。
     一九一七年，民国初叶短暂“当朝”的梁启超终于下野，走上著述与讲学一途。后来传记作者多以此为界，将梁氏归国以后的生涯分为政治与学术两截。夏晓虹却以为：“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15-16页）书中《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一文，即意在揭发梁氏晚年一段不得不重新介入政治的史实。一九一二年梁启超返国时，曾竭力撇清自身的党派色彩，特别注意划清与戊戌以来备受争议的“康党”之间的界限。通过伍庄方面的追述，作者指出此举实是康有为有意安排，“对梁既是一着险棋，也是一次机遇”（91页）。当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不得不“归队”重掌宪政党。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在一九二九年初遽然辞世，任公以学术为根底的政治施展，或当别有一番天地。
    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这个时间点上，国民党主导下北伐的挺进与“清共”的实行，已经促使梁启超走出书斋，思考“非国民党的团体拥戴领袖做大结合”的可能性。作者再次利用伍庄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等材料，旁证当时梁启超构思“党前运动”的具体内容，并及梁启超在清华讲学内容和动机的变化，特别是“为人”与“为学”侧重的升降。借用宪政党人的视角，夏晓虹对《北海谈话记》这篇通常只被理解为师生之间地利学问的文字进行再解读，指出：“虽然不能认为梁启超在清华的讲学乃是出于政治的谋算，但由于志同道合所结成的学术共同体，既有人格修养的相互砥砺做底蕴，又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也未尝不可以因应时势而出现性质的转化。因此放在这一脉络里，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关怀不应当截然二分或以为此消彼长，实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靠品格修炼作为融合剂”（99页）这实在是非常大胆而可信服的论断。
    回看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史，在国共之外有所谓“第三势力”，无论是张君劢、张东荪的青年党——国社党，还是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后与国社党台并为民社党），无不与梁启超系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多少都有点“讲学发挥清议”或“学术政治化”的特点。由此，我们似可了解夏晓虹书题中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绝非泛泛讨论马克斯·韦伯所谓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之类的自我认同问题。近代以降挣扎或左右逢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例子正多，却少有人能像梁启超这样，将二者浑然贯通、互证互释，甚至由此形成一股在近代史上绵延数十年的政治思想伏流。
    二
    在近代学术史领域，与政治史上革命与反动、趋新与守成的区分对应，同样存在着新旧学人的代际隔绝。近二十年来，学界开始发掘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前后相继，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事实。不过，不少研究目前仍停留在晚清时代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与“五四”时期的胡适、傅斯年、顾领刚、鲁迅等之间进行静态比较或纵向溯源，亦即从“五四”的角度倒放晚清学术史的电影。相对而言，较少关注“两代人”处于同一个历史时间点上的横向交锋。与其他崛起于晚清的人物略有不同，梁启超较为专注的学术生涯，正是开启于“五四”前后；梁对于“五四”的积极参与和反省，及其与“五四”一代之间砥砺、争论的意气，正是本书第二辑所收三篇文字考证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与胡适学术因缘的主旨。
    正所谓“文无定法”。与《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一篇关键史料的“千呼万唤始出来”不同，夏晓虹的《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一文，在行文一开始就摆出了主要材料，亦即二〇〇九年五月，嘉德拍卖公司所出胡适友朋书信中的十通梁启超致胡适书札。书札是近代史料中较难处理的部分。其难度不仅在于释读文字、考订收寄时间等技术性问题，更在于书札本身在形式、篇幅与收寄双方默契的制约下，往往只能反映人际交往、重大事件的零碎事实。要对书札做出可信考证和有效解读，从碎片还原整体，势必要求学者熟悉收寄双方的交际历程和当下的言说背景。换个方向说，也只有对特定人物的身世经历和学术敏感点有通贯而准确的把握，才有可能在遭遇新材料时慧眼识珠，从时而虚情假意、绵里藏针的只言片语中，捕获到可靠而有效的学术信息。
    夏先生关于梁启超、胡适学术因缘的考证正是如此。她不仅在这十通书信中发现了梁启超对胡适白话诗主张的呼应和异议，更在学术史的范围内，对照报刊与胡适日记等提供的时间框架，勾勒出二十年代初梁、胡二人砥砺学术的三个方面：（一）胡适对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的启发与推动；（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梁启超在清华开讲“国学小史”的互动关系；（三）墨子研究的相互辩难与意气之争。
    其中，尤其是作者对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梁启超在清华讲演“国学小史”前因后果的还原，使得《国学小史》这部旨在回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著作，有可能失而复得，从而大为改观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史”著述发端的认识。“嘉德胡适友朋书信”中存有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梁启超致胡适的一封信，揭示梁氏“国学小史”讲座原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胡著。任公更在信末交代他的讲稿“第一章为古代思想渊源，第二章为诸子急论”，加上此后相继以单篇论文或单行本形式发表的《老子哲学》（即前揭梁致胡书信所呈）、《孔子》、《墨子学案》、《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内容，大体与胡著“依次而下的思路相近。”（134页）据笔者了解，作者最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梁氏《国学小史》手稿四册，存有“前论”、“诸子曾、论”、“孔子”、“三圣以后学派概观”四章内容，更进一步证实了本书的推断。
    胡适一派“新文化人”对于梁启超讲演“国学小史”的激烈回应，更值得今日的学术史研究者反思。梁、胡二人的学术史著述，明显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痕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种下了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远因，而此时胡著的出版，却成为梁氏演讲‘国学小史’的直接动因。”（133页）不仅如此，梁启超的演讲本来就是为了呼应胡适对于“严格的批评”的要求，即便就侧重孔子“知识论”还是“宇宙观人生观”小有争论，“多半地方却也是参考、推荐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然而，梁、胡在学术上接近，却触动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等人的政治神经。“与研究系接近”的传言在南方颇有流传，遂使胡适不得不以对梁启超充满敌意和诛心之论的言辞，对新文化阵营中的战友辩明自己的清白（参见本书134-135页）。
    夏先生复原梁、胡之间交锋“中国哲学史”的这一段往事，让笔者不能不叩问：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人对同时期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的决绝态度，或者只承认他们在晚清的开拓意义，故意漠视其在“五四”以后的学术进境，是否纯是学术代际的区别？有无可能更是政治站队明确以后刻意求异的行为？梁、胡在先秦学术“人生观”与“知识论”之间的侧重有别，固然呈现出“两代人”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论学视野。但若参证同辑《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等文，更可了解本来可以作为学界老辈安享“先驱”尊荣的梁启超，却在二十年代竭力追赶着新文化、新文学的潮流，并对此潮流的合理方向提出建言。不过，由于其政治身份已被后生锁定为“旧”，他的真诚建言，往往淹没在新旧意气之争的尘埃当中。
    三
    夏晓虹在梁启超研究的领域浸淫多年，不仅致力于发掘其政治与学术之“真”，对梁氏家庭生活之“善”与艺术趣味之“美”，也有深入而体贴的论述。本书所收《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梁启超与父亲——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等文，即是此方面的表现而“家庭讲学”一文，在学术史著述的公共领域沟通了“公”与“私”的界限，意义更在“家庭生活”之外。
    晚近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数，注重一般人的知识水准和日常生活的意义，遂使“儿童的发现”、“童年的消逝”等论题开始浮出水面。只是，跟此前结缘性别研究类似，夏先生对“家庭讲学”的兴趣，仍是从梁启超其人进入，并由此探得连接梁氏早年学术史论著与其中年以后讲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作者分别考察了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以及一九一八年夏季梁启超两次为子女集中授课的情况，其间虽有从“辞章之学”到“国学流别”的重点转移，但“大而言之，却始终在其一贯强调的‘国学’传授范围里”，故能与稍后梁启超在清华讲学强调为学、为人合一的“通识教育”内容相贯穿（222页）。特别是一九一八年那次家庭讲学，对于其时刚刚下野并逐渐转向专攻学术的梁启超而言，更有重要的承接意义。这部分论述的主要材料，是最新公布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此档案涉及大量家庭事务，系年上却多有错误或不明之处。夏先生对相关材料一一考明时序先后，厘清此次家庭讲学的起止时间为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旬至八、九月间，其间又至少可大致分出八月六日以前一月余讲“学术流别”和此后讲《孟子》两部分。
    讲《孟子》的部分，夏先生基本考订其与一九二〇年底在清华开始的“国学小史”演讲中有关《孟子》的部分有密切联系。正如作者指出的：“从《读<孟子>记》到《国学小史》，更可清晰看出，此一由家庭讲学引发的兴致与编写的讲义，如何在日后面向众多学子的大学课堂派上用场也即是说，家庭犹如试演场。”（222页）讲学的公、私界限，在此融贯无碍。
    讲“学术流别”部分的核心史料，则为南长街54号档案中所存的一份《清代学术讲稿》，实仅分类著录有清一代重要学术人物的姓名、籍贯、字号等内容，故被作者改题为“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虽然信息量极为有限，但通过与一九〇四年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篇到二十年代初构思《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梁启超致力于“清学史”研究的线索相勾连，“学术备忘录”的过渡意义遂得到彰显。夏晓虹总结此份新材料的意义说：不仅“在编纂体例上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了预演”，“长达六万字的《清代术概论》之所以能够在十五日内完成，也正有赖于它的先期温习与研讨”（214页）。
    笔者想冒昧地补充：“前清一代学术备忘录”除了反映梁启超自身清学史研究的变化，似亦受到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的影响。明显的证据，是梁启超“备忘录”按照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学术类别罗列人物姓名，并以小字注出籍贯、字号（或本名）的形式，与《姓名略》完全相同二者在类别分划上也颇有类似之处。如《姓名略》“理学家”类以颜元、李塨、王源三人“别为宗派”，以罗有高、汪缙、彭绍升三人“皆理学而通释典，此为国朝理学别派”，就与梁启超在“理学”类的程朱、陆王之外列出“实学派”（颜元、李塨等）、“禅悦派”（罗有高、彭绍升等）的思路接近。古文家、骈文家、诗家、词家等梁氏的“文学观照”，也能在《姓名略》中找到踪迹。
     不过，梁启超草拟“备忘录”的时代，毕竟已然经过现代学科观念（特别是“新史学”）的洗礼。故原本在《姓名略》中各自独立为一类的天算学、金石学、校勘学等内容，都被纳入扩充对象以后的新“史学”；而古文、骈文、诗、词等类，到了“五四”前夜，已由一同质化的“文学”观念来统领了。
    四
    史家钱穆曾多次强调“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把人作中心”，“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穿过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然而，这一传统却在二十世纪西方近代学术思潮（特别是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九十年代以来强调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加之新文化史、计量史学等潮流的冲击，遂使学者发出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的叹息。与此同时，也正由于许多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者过分执著于对象，反而使人物成了他们获得历史全局感和现场感的障碍。
    而这部夏著，却再次将近代史研究的前瞻视野与人物研究的传统文史路数相结合。对梁启超其人的长年倾注，正成为她的研究通向更广阔领域的窗口。在“梁启超学”的序列中，作者是毋庸置疑的专家；但她更能够从梁启超的身世经历出发，解读近代中国政治史、学术史、社会史、生活史各方面的问题，切入角度更时时暗合最新的学术方法，从而成为一名游走于近现代文史之间的通人。由于是用严谨考证而非预设成见进入人物身世，以人物为中心的策略，有力地支撑了历史现场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凭此破除学科论述形成过程中造成的种种人为界限。作者在学术生涯的开端就明智地选择了梁启超这个人物，因其“关系的伟大”，足以承担起串联近代中国“史迹集团”的功能。
    梁启超曾以家庭讲学为其公共讲演的“试演场”，夏晓虹则是以大学课堂为其著作的“试演场”。与某些学者偏好“孤本秘籍”，往往将当前研究秘不示人的习惯不同，夏先生总会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她的最新发现。本书的各章节内容，基本上都曾在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试演”过。作为曾经有幸聆听这些课程之一人，今日又看到这些成果得以完整地呈现，遂拉杂略述感想如上。
    （《梁启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夏晓虹著，东方出版社二O一四年版）
    原载《读书》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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