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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切文本都具有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一切话语也都必然具有互文性，这已经是常识性的命题。但在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之中，如何通过互文性的视角展开工作，以期取得更有启发性的认识，却还是见仁见智颇有不同的。 首先，对于“互文性”的认定，就有着宽狭不同的主张。而这几乎是运用这一理论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有的学者把互文性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直接引语，或是重复出现的词汇、意象，也就是明显或有清楚标记的“互文”；第二是典故，其出处指向“互文”关系，也就是较为隐蔽的“互文”；第三是照搬，就是局部采取迻录、抄袭的手法，但不加以任何说明。持不同见解的理论家，则批评这种分类不当，第三种情况根本不能算作“互文”。 其次，利用“互文性”进行文本分析，终极目的何在？与中国传统的笺注之学、“无一字无来处”的阅读方式有何区别？ 再次，这种批评、研究的意义与后现代的文本颠覆、作者死去的思路有何异同？它能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哪些“正能量”？ 本文不可能对这些话题做全面的讨论，却应该也必须说明自己的选择，以及选择的理由。 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主要的不是表现为自身形式的优美，而是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因此，本文采用的“互文”视角乃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互文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由创作主体知识结构之形成及其创作使用语言符号之特性决定的。从这一视角观察、分析，不是去发明“互文”，而是要揭示“互文”，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2.对于文学研究中，“互文性”的表现可以借鉴热奈特的说法而有所修正。也就是采取核心明确、边缘弹性的“广义互文”界定。“互文”的核心是相同语词、相同意象之间的关联。如前文揭示的“林下”、“红楼”“葬花”等。稍微间接一些的则是通过典故发生的关联，如“潇湘+林”与“竹林”之间，便是由舜妃的典故连接起来。而更边缘一些的则是某些情节单元、结构方式的互仿，甚至某些“创意”的袭用。如“无叶堂”之于“太虚幻境”，一系列“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相对待的结构模式等，在本质上都是与意象、语词的“互文”并无二致的。 3.“互文性”视角的运用，绝非是“掉书袋”式的炫学。其目的应是为了给文本找出赖以滋长的文化、文学血脉，从而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内涵，当然也给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更为鲜活、具体的材料。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来说，这一视角的运用还有特殊的意义。 如前所论，长时间以来，《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这一点，有见识的红学前辈也颇有自省之词，如俞平伯先生，如周策纵先生。周先生更是直接以《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为题写成专文，指出：《红楼梦》研究，如果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浪费无比的精力。事实正是如此，红学家们用的大部分气力都是在为小说寻找现实生活中的“底本”。索隐派是如此，考证派也是如此，甚至最近热闹起来的作者“新探”，其隐含的目的也指向生活底本问题。而近百年的努力，并不能让“底本”变得逐渐清晰，而是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怪圈，如作者的年龄、阅历与作品的故事情节不“匹配”，各种“底本”之间的互相冲突，等等。甚至出现了《红楼》的“底本”与“侠女刺雍正”相交集，或是推演出类似“搜孤救孤”式的桥段。至于小说本身的艺术得失、思想文化内涵，反而被视为“红外线”嗤之以鼻。现在，我们从“互文”的视角看过去，原来《红楼梦》中的偌多内容——人物的关系、性格的基调、情节的设计、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可以从文学的、文化的长河中找到血脉之由来。这便给沉迷于索隐、考证之中的朋友们一个有力的提示：“底本”绝不是全部，《红楼梦》的基本属性毕竟是文学，而非“自传”，或是“他传”。 说到这里，《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似乎已无賸义。不过，有一种有趣的现象还可附带讲两句。对《红楼梦》的“互文性”观照，为这部作品找到了向上的文学史、文化史关联；而循此思路，又可把类似的关联向下延伸，突破人为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鸿沟。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红楼梦》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我们从“林下之风”与“闺房之秀”的对待中看到了历史的脉络；而这一脉络却又向下伸展，如林语堂便把这种“各有各的好处”的观念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创建了一种“双姝模式”——《京华烟云》中的木兰与莫愁，《红牡丹》中的牡丹与素馨，《赖柏英》中的赖柏英与韩沁等，让每个男主人公都享受到“黛玉做情人，宝钗做妻子”的“人生至乐”。(14) 这种上下前后血脉贯通的现象，无疑对于我们深入剖析文本，以及讨论文学的传承流变，都是很有意义的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