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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宴集句》全诗131行，纯由维吉尔诗句拼贴而成，描写的是公元374年举行的一场宫廷婚礼。诗人在自序中说，这是瓦伦提尼安皇帝(Valentinian，364-375年在位)布置的任务。因皇帝先作了一首诙谐的婚礼集句诗，遂命诗人也效仿。在自序中，诗人对“集句”有这样的定义：“最先缀集诗句、写出此种游戏之作的人，称其为集句。作集句诗，全凭记忆，能使分散者连缀，使遭肢解者整合，可发一噱，却不足称道。”(centonem vocant qui primi hac concinnatione luserunt.solae memoriae negotium sparsa colligere et integrare lacerata，quod ridere magis quam laudare possis)③这两句可稍作解释。所谓“缀集”(concinnatio)，指的是精选原诗中现成的诗句，重新加以排布。后面一句讲得更明白，“集句”指的是将原本不相连属的、分散于各处的句子(sparsa)予以收集(colligere)，将破碎、从原本中分离出的诗行(lacerata)加以聚合，从而形成新的统一体(integrare)。奥索尼乌斯所用lacerata一字很有意味，因动词表示“肢解”，尤指将四肢予以斩断、撕裂。构成集句诗的诗行，被比喻成被暴力所摧毁、分裂的肢体，这一血淋淋的意象透露出，集句诗的写作对于原作象征性地实施了某种“暴力”，造成新写成的集句与原诗之间必定会产生冲突。另外，这两句中，对于集句诗的“游戏性”给予了强调。尝试写作集句诗的诗人并非持严肃的创作态度，而是抱着游戏的想法(luserunt)，目的在于博人一笑(ridere)。 接下来，奥索尼乌斯又用极其精简的语言，将集句诗的特征解释得一清二楚。“请接受这首小诗：破碎趋于连贯；杂归于一；谐出于正；人化为我。”(accipe igitur opusculum de inconexis continuum de diversis unum，de seriis ludicrum，de alieno nostrum...)首先，集句诗虽由原作的片段构成，但本身乃是首尾连贯的作品，原来彼此无关的诗行在新的文本中获得连贯性(continuum)。其次，集句诗不仅连贯，而且从来源分散的、杂多的原诗中(de diversis)，经过整合，而形成新的统一体(unum)。第三，原诗可能表现崇高的主题，原诗作者可能力图表达严肃的思想，而如今经过集句诗人的排列组合，往往造成滑稽可笑的效果(de seriis ludicrum)。这仍然是在强调集句诗的游戏性，因集句经常会对原诗有戏仿(parody)的处理，所以集句与原诗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对立。这在后面我们分析基督教集句诗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最后一点，是讲诗句本身原为他人之物(de alieno)，如今被集句诗作者据为己有(nostrum)，为我所用。就是说，集句诗有时会生发出前代诗人根本想象不出的新意义、新主题。 早期基督教拉丁文诗歌中，集句诗这种体裁也颇流行。目前传世的有一组集句诗，一律取材于维吉尔，但主题却是圣经或基督教教义。基督教集句诗的代表作是4世纪中叶女诗人普罗芭(Faltonia Betitia Proba)创作的长诗，传统上题为《普罗芭集句诗》(Probae Cento) 。④这部史诗除起首29行的引子之外，全诗666行的诗句全部来自维吉尔。普罗芭将维吉尔《伊尼德》、《农事诗》和《田园诗》中整行的诗句，有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重新排列组合；有时将维吉尔完整的诗行拆解，将原诗两个半行(half-line)加以重新剪辑和对接，从而构成新的诗句。她就以这种方式，将《创世记》和福音书的基本情节以诗体形式重新讲述一遍。普罗芭的《集句诗》，从文本表层来看，无任何原创性。诗中差不多无一字出自作者本人手笔，全诗只是缝缝补补，对现成的经典史诗剪接、拼贴了一番。但正是这样一篇古怪的文本，却利用罗马士人耳熟能详的经典诗句，唱出了一首基督教的圣咏。此种移花接木的手法，不仅说明诗人匠心独运，更体现出基督教改造古典文学的独特手段。 近人对于集句诗未能做同情的理解，特别是崇尚古典文学的学者，对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文本经常流露出不屑之意。加上早期基督教文学的研究仍不够充分，所以讨论普罗芭的论文虽有，但集中讨论这首集句诗的专著并不多。⑤在对这首集句诗的分析当中，研究者大都没有给予普罗芭应有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学者大多未能对集句诗所采用的维吉尔原文本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容易忽视“化用”古典资源这一工作的复杂性。维吉尔诗句即使被普罗芭巧妙地予以“基督教化”，但原诗的本义以及已为读者所熟悉的原诗语境，却不可能被彻底清除。维吉尔的诗歌在4世纪已经被高度经典化，并且成为罗马教育的核心文本。⑥在古代文献中，经常能找到将维吉尔整部史诗倒背如流的例子。维吉尔的诗句即使从原作中抽取出来，重新排列，仍不免要受原来语境的牵扯和束缚，因为这些耳熟能详的诗行属于已被赋予文化权威、享受特权的文句，不管后人如何自由引用、借用、改编，有学养的读者会立即辨认出其出典，会立即联想到产生出它们的“母体”。就是说，很多著名的诗句即使单独出现，其原始语境(出自哪段故事、出自哪个人物之口、上下文如何)也一定会浮现于读者的脑海中。正如巴赫金所言：“词语不会忘记自己的路径，不会彻底摆脱它曾进入过的具体语境的约束力量。”⑦这些词语能始终保持对原始语境的深刻记忆，这种记忆并不因它们从原诗中分离出来而被彻底抹去。 维吉尔的诗行被放入集句诗之后，必然有某些“残留”的意义如同具有惯性一般，如影随形，紧随原句。这些诗句拒绝被新的语境彻底同化，仍会保持其鲜明的特征。不管它们在集句中被赋予何种角色，它们在维吉尔诗中的原始语境始终不会被遗忘。我们必须密切注意维吉尔原诗的上下文，明确被纳入基督教集句中的古典诗句在维吉尔笔下所指何人、所论何事，再拿来与集句诗中的基督教语境互相对照，才能充分理解和欣赏普罗芭设计出的文字游戏甚至是思想游戏。 强调集句诗中维吉尔诗行原初的语境，或者说“潜文本”(sub-text)，这并不是现代的发明。古代读者在读这首集句诗时，已然非常关注原诗与集句之间的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哲罗姆(Jerome，约348-420年)的例子。哲罗姆在拉丁教父中，以博学多闻著称，因此他的评论可算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而且也是我们能找到的同代人对这首集句诗的唯一反馈。在其第53封书信中(约作于395-398年)，哲罗姆抨击某些教士过度迷恋古典文学，其中他就提到“维吉尔集句诗”(Vergiliocentones)： 就好像如果我们不读荷马集句诗和维吉尔集句诗，就不能称维吉尔为基督之前的基督徒一样。维吉尔这样写：“少女回归，农神的统治回归，如今新的世代从高天而降。”(《牧歌之四》6-7)圣父这样对圣子说：“我的儿子，我的力量，我唯一的大能”(《伊尼德》1.664)，然后我主在十字架上被写成：“言毕，他矗立，心意已决，不为所动。”(《伊尼德》2.650)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