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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的内心荒野——以抒情诗《流浪者》为例 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其重要著作《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中提到：“荒野不能只是做客观的定义，它既可以用于描写自然也可以是一种精神状态”[9]112。历来文学作品中不乏通过客观景物描写来揭示人物内心的例子，早在古英语抒情诗歌中诗人就已利用蛮荒的外部景观来体现人物内心状况。在此情况下，荒野的地景被晕染上了个人、社会命运的色彩。 《流浪者》(The Wanderer)讲述的是一个失去君主和战友、无依无靠、四处漂泊、寻求新主的武士的故事。诗歌开篇即展现出流浪者身处艰苦的环境，内心更是孤寂： 虽然他，满心凄凉， 仍不得不长期在冰海上 划动双桨流浪，漫漫长途， 一切自有命运掌航。(2—5)④ 冰海旅行确立了诗歌的场景和基调。肖明翰总结过冰海的象征含义：冰海是尘世的象征，冰海航行体现人生，古英语宗教诗篇里经常以“大海上的孤独航程来寓意基督教意义上的人生或人类命运”[10]232。 相比其他抒情诗，《流浪者》有关环境的描写篇幅不长，但每次都是和人物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叙述者在战争中失去主人，“把主人掩埋在大地的黑暗之中”(23)就独自在“冰海的波涛”上流浪，严酷环境呼应了流浪者内心的荒芜和孤寂：他囚禁自我于哀思之中，尽管行动上四处流浪寻找“蜜酒厅”和新主(21—22，25—29)，灵魂却被困于冰冷的海上。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分析过大厅是日耳曼物质文明和社会关系的主要象征地：武士在这里接受恩赐，拥有住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在落后的社会中，离开群体独自生活是危险、令人害怕的。在日耳曼英雄文化中，团体(comitatus)有义务去保护个人免受隔绝之痛。了解这样的文化背景，现代读者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流放者的伤痛和悲哀。 外部地景和内心感受互动的最精彩部分出现在诗歌中间关于流浪者梦境的描写：梦中他回到主人身旁，“从宝座上接受赏赐”(45)，但是睁眼“看见眼前无垠的海浪，/张开双翅在水中嬉戏的海鸟，/还有严霜、白雪和冰雹飞扬”(47—49)。这样梦中的欢乐立即被眼前的蛮荒景致惊走。这种甜蜜回忆和冷酷现实的对比烘托出流浪者内心的痛苦。寒冷、霜雪、冰雹以及稍后提到的废墟都可以被当作是表现人物内心哀愁情绪的“客观对应物”[10]234。然而在后面的诗行中，流浪者强调自己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因为“没有长年累月的生活磨炼，/谁敢自称智者”(64—65)。真正残酷的考验不是个人失去家园，而是“世界的财富沦为废墟”(74)。这样的感叹和前文《贝奥武甫》中大厅的意象相呼应：文明社会和蛮荒废墟的界限是不稳定的，文明随时可以被摧毁。 细读此诗可以看出流浪者在整首诗中经历了三个层次的焦虑：第一层是海上漂泊时肉体所受的苦难；第二层是离开蜜酒大厅所象征的文明社会，个人精神上被孤寂折磨；第三层已经从流浪者个人的悲哀上升到对整个部落群体社会难逃最终消亡命运的担心。在这三阶段发展过程中，流浪者在荒野之中经受多重试炼，是否能通过此考验，决定他能否真正找到家园。段义孚《恋地情结》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人和客观自然环境的情绪连接，“恋地”(Topophilia)是他自创的一个新词。在《流浪者》中主人公对过去的家园——与主人、伙伴欢乐相聚的蜜酒厅怀有深深的眷恋，如今流放在海上，荒芜的景象是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煎熬的真实写照。西方文学各个时期的文本里时常构建起一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尤其在《奥德赛》这种旅行叙事中，家园的空间设定尤为明显：“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11]35。各种古英语诗歌，无论史诗、抒情诗还是圣徒传记都涉及了这一主题，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各族群是由北欧辗转迁徙到不列颠岛定居下来的，家园对他们而言分外重要⑤。 在《流浪者》一诗的结尾，诗人没有止步于对普通家园眷恋的描写，揭示出流浪者寻求的是永恒温暖的庇护之地： 让我们在永恒的幸福中 努力向那方向一步步迈进。 那里生活充满上帝之爱，以及 天堂的快乐。(110—113) 古英语抒情诗中还有很多作品同样展现出地理景观和个人心理层面的联系，比如《航海者》(The Seafarer)和《妇怨》(The Wife's Lament)等。这些诗歌既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日耳曼部落群体生活的依恋，更加突出了他们对尘世的繁荣易逝的担心，所以他们最终的追求都是要获得天恩，通往永恒的天堂之家。“这种渴望不仅根源于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和对天堂的描绘，而且很可能还与剧烈动荡的中世纪社会现实有关”，使得抒情诗人们表达出对“尘世动荡不安、变化无常的生活的否定，而把眼光投向天堂的幸福和永恒”[10]1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