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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驶向拜占庭》的第10稿到第19稿，诗人一直用“海豚”的意象作为他的灵魂去往理想之地的载体。如第10稿： 紧附于一具垂死的动物肉身 或者送上海豚的背脊并将我 收集到那永恒不朽的技艺里(67)而第19稿，也就是最后一份草稿写道： 海豚的旅程已结束，我决不再采用 任何天然之物做我身体的躯壳(68)叶芝在最后的定稿中突然取消了这一意象，但他并没有终结“海豚的旅程”(the dolphin's journey)。在1930年的新诗《拜占庭》(Byzantium)中，诗人重又写道：“跨骑着海豚的泥血之躯/鬼魂鱼贯而来”，“那些仍在孽生/新幻影的幻影/那被海豚划破，锣声折磨的大海。”(69)随着“海豚”而来的不仅仅是不断产生的“幻影”(image)，还有许多再现的意象(image)：“星辉或月光下的圆屋顶”，“奇迹、鸟或者金制的玩艺，栖止在星光照耀的金枝上”，“舞场铺地的大理石”。布拉德福相信，《拜占庭》这首诗歌是由“海豚”这一转移了的意象扩展而来。(70)但更重要的是，意象的转移，或者说意象本身的“旅行”，使得拜占庭的空间表征由旧的诗歌扩展到新的作品中。 拜占庭作为叶芝想象的圣城(the holy city of imagination)，是诗人不断朝圣的对象。而萨义德指出：“朝圣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抄写和复制的行为。”(71)从意象中能够产生新的意象，从文本中也能产生新的文本。在意象和文本的相互建构与自我复制的过程中，空间表征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诗人则试图将想象的地理与真实的地理等同起来，通过这种形式使自我能够再次回到现实。 关于《驶向拜占庭》，艾尔曼评论道：“这首诗充满了叶芝其他作品、他的阅读和他的生活经历的回响，一定意义上说，他用他的一生在写这首诗歌。”(72)文德勒也认为，在诗歌的最后，叶芝化身为枝头的金鸟，他赞美的不是宗教式的无限崇高，而是生命在一个水平面上的变迁。(73)但叶芝的诗意旅程并非只是在不同地点间的横向的移动。诗人从个体的困惑转向爱尔兰的困境，寻求适合于自我和民族的定位和路径，最后将所有的思考与书写凝结在拜占庭的空间表征中，诗意不断地转换和扩张。诗歌中的空间建构也不是简单地给平面的世界增加一个向上的维度，空间的表征聚集了历史与文学艺术的话语，是对时间的消解。于是诗人可以歌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74)诗人的自我、诗意的旅行和拜占庭的空间表征一起获得了超越时间和文化地域的经典意义和文学能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