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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文学以及国际文学中有三种重要的环境怀旧类型：地点怀旧(nostalgia loci)、境况怀旧(conditional nostalgia)、策略怀旧(strategic nostalgia)。第一类怀旧是对深度历史感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反应，因为它依附于世界上某些特定的地点——它是地点本身的情感结构的一部分。第二类与焦躁不安的渴望——它构成人性的一个基本侧面——相关。第三种怀旧将怀旧语言视作环境作家所运用的一种修辞工具，目的是通过使受众对种种濒危现象——从特殊地点到整个物种——可以预见的变化或损失保持警惕，并由此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这三种怀旧的范例文本分别取自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作家，现居纽约市)、J．M．G．勒克莱齐奥(法国作家，他将自己的生涯分作法国阶段、毛里求斯阶段以及美国阶段)以及美国作家里克·巴斯和约翰·尼科斯的作品。 关键词：环境怀旧 地点怀旧 境况怀旧 策略怀旧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 Scott Slovic)，美国爱达荷大学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生态批评研究领域重要领军人物，1992 ～ 1995 年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创会主席；译者曾洪伟，1972 年生，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怀旧”(nostalgia)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似乎会激起我们负面的、至少是矛盾、复杂的反应。在通常的用法中，“怀旧”往往暗指一种审视过去、痛苦地思念业已逝去的某物、某地或某种关系的过犹不及的倾向。从字面上讲，该词意味着“重返性伤痛”（return-pain）或“返回引发的伤痛”（pain of return）。它暗含着人类重返过去欲望的无效。相比之下，与之相似的词“记忆”(memory)，其动词是“记起”，意为重新聚合，则具有肯定性的关联涵义——它指将过去带入现在与未来。毫无疑问，我们个人心理的稳定性——就像我们整个文明的稳定性一样——呼唤与过去的某种保留的联系。过去代表着未来的基石。没有记忆，我们的文明以及作为个体的我们将会像没有飘带的风筝，在时光的飓风中晃晃悠悠、飘忽不定。当我仔细思考美国本土以及海外诸多环境作家如何运用过去的时候，我发现重拾（特别是）怀旧这个概念似乎显得很重要——即将文学中怀旧时刻的特殊情感力量以及怀旧力量视作一种催化的心理体验。怀旧是与我们的环境体验紧密关联的最有力的情愫之一。环境怀旧这个概念既可用来探究人类与特定地点和整个星球的关系的涵义，又可用于推动和促进环境行动主义。 杰妮芙·拉第诺（Jennifer Ladino）在她2012年出版的书《重申怀旧：美国文学对于自然的向往》（Reclaiming Nostalgia: Longing for Nat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中不遗余力地恢复怀旧作为环境话语中一个概念的活力。拉第诺注意到，“怀旧”过去常常与保守、退步、去历史化或不加批判等词互换使用（第6页）。她特别指出一种“自由漂移的怀旧”的危险，它描述了“一种与过去的抽象的、浪漫化的关系，它不可能催生出对于现在的批判性思考或对于未来的进步性思考”。“通过突出其本性——也就是再以对它的首要特征而言非常关键的环境维度等为中心——并为学术话语范畴里的怀旧开辟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第7页），拉第诺呼吁重申怀旧。通过分析、探究齐特卡拉·萨（Zitkala Sa）《美国印第安人故事》，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回到哈莱姆》，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N.斯科特·蒙马迪（N.Scott Momaday)的《晨曦屋》，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白噪音》以及露丝·尾关(Ruth Ozeki)的《天下苍生》这些迥然不同、各自相异的美国文本，拉第诺将怀旧理解为“一种能感受到的、被利用的、操纵的、能以多种方式重述的回家的渴望”(第7～8页)。当然，人们所体验到的和艺术与文学中所表达的怀旧的确有多种变体形式。但是，就我的论文而言，我拟把这些潜在的令人费解的种种“怀旧"归纳为三种我认为是主要的“环境怀旧”类型：(1)地点怀旧，(2)境况怀旧，(3)策略怀旧。下面我将对这三种类型逐一解释，并提供具体的文学文本范例以阐明这些心理过程和话语。 环境文学中出现的作为一种审美转义的怀旧，其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我称之为“地点怀旧”的东西，或者说依附于特定景观的怀旧，它使我们将这些地点的人类史和自然史视作理解它们的一种方式。我把地点怀旧与地点神灵相联系，后者作家们习惯称之为“地方守护神"(genius loci)。诚然，一个人度过他(或她)生命一部分的任何地点都可能激发起一种基于该地点的怀旧，即使此人对于该独特地点的记忆是不愉快的——譬如在监狱或医院度过的一段时间。由于人类在意识深层往往有一种习惯几乎任何种类体验的倾向，因此，我们会变得熟悉、甚至“喜欢”那些从根本上讲令人不愉快的地点、人物以及活动——即我们在心理上具有了“依恋性”。而一旦这样的联系中断——随着生活的继续，随着我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动——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渴望与这些记忆中的现象重新通联。这种渴望，当指向地点的时候，就是地点怀旧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尤其独特的地点怀旧类型，是天生即存在于特殊地点的、强烈的“过去感"——换句话说，也就是独特环境的内在的“过去性"，因为层累性的人类与自然历史以这种方式给当今的造访者或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与西蒙·夏玛(Simon Schama)在其1995年的书《景观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里所讨论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该书中他写道： 甚至我们认为是最缺乏文化印记的景观，经过仔细的考察，最后也可证实是文化的产物。……这不是负罪和悲恸的原因，而是庆幸的理由，这是《景观与记忆》的观点所在。……因此当我们承认(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幸事的时候，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未减轻的、注定的灾难。(第9～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