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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美国文学的先驱，詹姆斯·菲尼莫·库柏留给美国文学与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就是其小说创作中的风景。他对美国西部边疆风景的全景式描绘和如画般再现，一直以来均受到各方的肯定与赞赏。但有关库柏风景再现背后的政治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利用当代风景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库柏小说的风景再现对于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的建构和民族性格与精神的表征的意义。库柏的风景作为象征之风景，已经成美国形象的重要表达和集体记忆的重要源泉。 关 键 词：库柏/风景/民族意识/民族身份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美国经典小说的影视传播与接受”(10XWW009)。 作者简介：毛凌滢，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先驱，詹姆斯·菲尼莫·库柏(James Fennimore Cooper，1789-1851)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其小说中刻画的美国拓荒者和印第安人形象，另一个就是最具美国特色的风景描写。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称库柏为“模范的运用绘画风格的人”，“从来没有印刷文字如此接近绘画。这是文学风景画家应该学习的流派，艺术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qtd.in Wormeley：116.)尽管也有人批评库柏“追求视觉元素不惜以牺牲叙事为代价”，“更多的是创造视觉画面而不是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Lynen：179)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风景如画的描写和对视觉元素的重视的确是库柏小说的一大特色。20世纪50年代，库柏小说的绘画模式，库柏与哈德逊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之间的关系再次受到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但时至今日，库柏“如画”美学背后的风景政治却鲜有人关注。事实上，库柏的风景再现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和风格，他对美国自然风光的描写，“提供了诸多地理概貌信息，以美国风光为对象的绘画、雕刻和后来的摄影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公共形象——过去是什么样的，将来又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地理的视觉化接受。”(Heusser：156)深谙风景政治的库柏有意识地将风景描写与美国民族身份的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此激发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弗朗瑟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称库柏是“所有的美国作家当中……最富有原创性的作家，最彻底的民族作家”。(147)本文拟利用当代风景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库柏小说的风景再现的功能和文化意义。 一、风景的政治：风景与文化意识形态 19世纪晚期以前，人们主要从物质形态来定义风景，将它看作是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20世纪初期以后，风景被定义为“由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显著联系形式而构成的一个地区”。(约翰斯顿：367—68)风景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客观的、纯物质形态的存在，一种现实的自然景观，或者传达空间理性的视觉概念。风景问题不仅是一个关涉美学的问题，而且与文化、政治、权力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风景在西方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关风景与记忆、风景与权力，风景与电影等相关论文和专著纷纷出版。1984年丹尼斯·科斯格拉夫(Denis Cosgrove)的《社会构型与象征风景》(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的出版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立即引发了英语世界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文本与图像风景的研究，其影响超过了地理研究领域，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绘画史、历史、文学、电影、文化研究等领域学者纷纷加入到有关风景的讨论之中。以致本德尔(Barbara Bender)声称：风景在历史与政治、社会关系与文化感知的结合点发挥作用，它必然成为……一个打破传统的学科疆界的研究领域。(3)风景因此成为一个跨学科关注的对象，并成为人文地理学、绘画、文学以及环境设计和规划中广泛运用的一个术语。 风景可以通过绘画、素描、雕刻、摄影、电影、戏剧舞台乃至文学作品的描写等方式得以再现。在被再现之前，“风景本身是物质的，多感官的媒介……在再现的过程中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被编码进去，不管是景观建筑还是自然形成的风景”。(Mitchell：14)在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看来，风景不仅可以成为感官的栖息之地，更重要的是，“风景还是精神的艺术……风景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自然的”，(6—7)并断言，“风景是自然背后的文化”。(61)也就是说，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风景一旦被纳入审美范畴成为被再现和描绘的对象，就变成一种含有主体意志的建构。当风景被人眼和类似于人眼的视觉装置，如摄影机、取景框以及与视觉文化相关的技术所凝视，自然便“转化成文化，大地转为风景”，人类的感知能力正是“借助某种智力上的‘取景’，才给予‘无形式’的自然环境以形式”。(Lefebvre：19)凝视、选择和再现的过程必然打上选择者的文化烙印，使自然风景变成一种表达某种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诉求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W.J.T.Mitchell)认为，风景：像语言或者绘画一样具有物质性，嵌入到文化传统和交流之中，成为一种象征体系，能够激发或者重塑意义与价值，并且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它像货币一样具有符号功能，在价值交换体系中充当一种特殊的商品发挥独特的符号象征功能。(14) 而早在米歇尔之前，科斯格拉夫就指出，“风景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代表某个阶级的人们通过想象中与自然的关系，指涉自我与世界。”(15)他的这一观点后来为不少学者所继承，风景被进一步看作是“表达不同政治理想的场域”。(Mels and Setten：200)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对风景进行“发明”或“发现”，风景的再现和表征可以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操控。概言之，无论是将风景看作一种话语形式还是现实的再现抑或是实存的现实，它都像一个场域一样，聚集了有关地域、文化、权力、政治、主体、身体、性别、身份、记忆、环境、心理、感知等众多复杂的因素。 风景具有地域的独特性，往往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治观念紧密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本质和民族生活模式的载体。“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具有一种恒久的联系。”(Olwig：310—12)这样，风景也往往跟自发的文化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风景于是被再现、润色或者发明出来，作为建构国家民族身份、民族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手段。身份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塑造和争夺民族身份的文化过程，通过认同不同地域以确定“我们”是什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排斥“他者”以确定“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景跟其他国家纪念物一样成为表现国家特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实体。风景在充当“文化权力的生产装置”的同时，亦具有证实社会身份的功能，是“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阶级概念得以表达的文化实践”。(Mitchell：1—2) 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美国还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国家，如德国和日本，都将风景，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塑民族身份、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的重要媒介。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特别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对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的景色描写，就产生了重要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意义。正是诗人们的描写使得“大不列颠身份的景色本质……具有深刻的英国象征。没有哪个地方像英国，风景就是遗产……风景这个词不仅指涉景色和景观类型，而且具有根本的民族意义”。(Ravenscroft：20)同样，苏格兰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对苏格兰崎岖多山，充满悬崖峭壁和急流的风景的浪漫主义再现，不仅使得苏格兰成为旅游胜地，更重要的是唤起了苏格兰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风景画家还是像库柏这样的文学家都将对风景的描绘和再现作为体现美国本土特色表达民族认同和情感的手段之一。被喻为“美国的司各特”的库柏，对司各特十分推崇，并一度受到司各特的影响。但与司各特的欧洲模式不同，库柏对于风景的再现与边疆历史的描绘独具美国特色和文化意义。对库柏小说中的风景进行不同视角的研究可以“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达比：9)从而揭示隐藏在风景意象背后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