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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柏的风景与民族身份、民族性格的建构 除了建立民族“想象共同体”和地域文化认同，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库柏的风景对于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建构，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族精神的表征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叙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具有功能性，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也都具有意义。(11)风景也不例外。在库柏的小说中，处于自然空间的风景如崇山峻岭、草原森林等一方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叙事的推动者。风景在库柏的笔下既是一种兼具崇高、壮美、神秘与危险的奇观，又是具有人格的被人化的自然，作为挑战和考验主人公的异己力量而存在。起初，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马克思：81—82)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对自然充满敬畏和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征服和战胜自然的愿望。美国殖民地时期，“自然”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一方面是天堂，在那里人们重新振奋精神，获得真正的教育；而另一方面又充满敌意、野蛮和“印第安味道”。换言之，栖居在荒野的土著印第安部落，作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荒野一样对殖民者构成了威胁，代表着所谓“野蛮”与“文明”的较量。“对白人而言，荒野就是一个充满艰险的大试验场，在这里，想要生存就需要坚忍和智慧——换句话说，这里才是个‘人可以成为人’的地方。”(Barker and Sabin：25)对西部荒野的开垦，就是对严酷的自然的挑战，需要敢于挑战自然的近乎神的英雄人物出现。美国人因此感到他们“比其他民族更需要英雄气质……没有英雄的话，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特性即使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没有多少可供想象的魅力。”(亚当斯：86)美国人呼唤的这个英雄既不是正在消失的土著印第安人，也不是早期欧洲的殖民者，而是“具有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中的双重才能，能够克服荒野中的任何危险”的新的美国人。(Cawelti：199)这个新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或者说美国理想中的西部英雄就是《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刻画的鹰眼(Hawkeye)。 鹰眼是自然与文明的结合体，他既有文明社会的特质，又具有莫西干人那样的生存智慧和超常的行动能力。正是荒野赋予了他粗犷的气质，他“装备简略，近似土著，皮肤晒得黝黑”，“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看来都因长年累月的风餐露宿和含辛茹苦，锻炼得十分坚强和结实”。(7)眼睛“细小，但是明快、锐利、灵活”、“对周围的事物总怀着警惕，却并不显得狡诈多端，常常带着刚毅诚实的表情”。他不仅跟莫西干人一样熟悉边疆荒野中的森林、瀑布、河流以及其中隐藏的危险，也熟悉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对鹰眼外表的描述代表了库柏心中理想的民族形象。而对于鹰眼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与性格，则是通过人物的行动以及人物与风景的密切联系来展现的。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森林、绿地、瀑布、激流、悬崖、高山等与故事中任何一个主角一样重要。除了威廉·亨利堡一节，小说中所有的事件均发生在原始的、广阔的荒野，即库柏和他的同时代人所称的“无尽的森林”之中，光瀑布场景就占据了小说叙事的五个章节。库柏在小说开篇就写道，在“英法双方各自占领的地区之间，隔着一大片广阔的，似乎是不可穿越的森林疆界。在这一片辽阔的中间地带，赫德森河的源头和它附近的湖泊之间那个地区，恐怕是最能生动地说明那个年代那场野蛮战争的残酷和激烈了。”(1)不仅森林恐怖，充满野性的自然难以驯服，同样可怕的还有以休伦人马瓜为代表的邪恶的印第安人：他们的队伍过去不久，那灌木丛的树枝就被小心翼翼地拨开了，一张如原始的艺术和放纵的激情所造成的极其凶暴的脸，在窥探着这一队旅人远去的背影。当这个森林居民发现了他未来的受害者的踪迹时，他那涂得黝黑的花脸上掠过了一丝喜色，而那些旅人却还毫不觉察地策马前行。(5)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库柏展开了鹰眼和他的两个莫西干朋友营救英军司令女儿的叙事，每一场惊险紧张的被俘、逃跑、追逐、伏击和最后一分钟营救以及生死攸关的搏斗和较量，都在森林、汹涌的激流、瀑布、崎岖的山路、陡峭悬崖、高山和山洞里展开，这些场景犹如另外一股异己力量考验着主人公的智慧、力量和意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美利坚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即“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擅长实际事务而短于理论、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的个人主义；还有那种随着自由而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机”(Turner：4)得以充分展现。鹰眼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越，跳入瀑布下的深渊，从山脚一路向山顶奔跑营救两位被掳女性，其不知疲倦的力量、耐力、速度和智慧，与库柏的风景描写紧密地融为一体。 尽管狂野的大自然蕴藏着险恶与艰辛，但它也有美丽迷人的一面。这就是罗曼司所表现出的温柔与浪漫。库柏常常在激烈的斗争和惊险的情节叙述中，停顿下来以赞赏的笔调描绘如画般的风景： 这是一个幽静喜人的夜晚，清澄的水面上送来阵阵清凉爽人的微风。在这大炮止吼、枪弹停飞的时刻，大自然似乎也抓紧这一刻，来表现一下那最温柔、最迷人的姿态。夕阳往大地上洒下万道金光……群山碧绿青翠，令人心旷神怡，几片轻薄的浮云飘过山顶，在山头上投下浅浅的阴影。(74)河水被夹在两岸高耸的悬崖峭壁之间，小船停歇的地方就在一块这样的悬崖脚下……奇形怪状的枝干和参差不齐的树梢，朦胧地布满在星空……在离此不远处，河流仿佛直上天空，河水倾泻而下，冲灌进岩洞，发出傍晚时听到过的那种沉闷的声响……这确是个非常幽僻的地方……富于浪漫情调的，使人惊奇的美丽风景……有了一种令人慰藉的安全之感。(20) 库柏非常善于将美与丑，动与静，凶险与浪漫，粗犷与细腻，战争与和平放在一起，每一种特质都对应一种风景，并且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时刻不忘把人拉回边疆风景，让那些自然景观跟鲜明的人物形象一起同时植入读者的大脑和记忆。 库柏将土著美国人与美国的荒野风景等同在一起，用怀旧的手段创造了一种历史感和民族身份，鹰眼自此成为美国身份的经久表达。这种身份的建构一是通过让土著人消失来达成，另一种就是通过对风景的占有，即通过对风景的想象和刻画，在民族文化记忆中达到对永恒风景的文化占有。同时通过人与风景的互动，建立起了人与地域景观之间的联系，让行动中的人在实际上占有了风景。事实上，从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到1890年官方宣布边疆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政治主要是围绕土地的形成展开。因而在当时背景下的风景再现也可以说是与美国政治高度契合的一种公开的帝国主义姿态。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就是得益于美国著名画家托马斯·莫兰(Thomas Moran，1837-1926)对黄石地区风景的令人震撼的绘画再现，美国政府不仅首次购买一个画家的画作并且很快圈定了黄石公园的范围。这恰恰证明了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言，是“帝国紧随艺术，而不是相反”。(167)往往艺术对风景和地域的占有在先，随后便是帝国的实际占有，这在历史上也有不少先例可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库柏的风景再现在建构民族身份的同时也成为某种殖民的技巧和手段。 “风景是带有历史进程的印迹”，经历沧桑的风景是集体记忆的承载。(Benjamin：180)库柏对美国风景的生动再现，不仅在当时有效地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和身份意识，促进了美国文学的独立和美国气派的产生，而且已经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想象共同体。一方面库柏的风景刻画是建立在真实的自然景观基础之上，达到了一种现实的真实。但另一方面他的风景刻画也建立在对风景的想象之上。正如克朗(Michael A.Crang)所言，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55)换言之，文化生产形塑现实，而并非仅仅是模仿现实。经过加工、描绘或记录后的文本中的风景已然不是传达感官印象的事实风景，而变成了象征之风景。深深打上库柏文化和审美烙印的这一象征之风景，已经成为美国形象的重要表达和每一代美国人体验美国概念的重要源泉。 ①出自库柏《最后的莫西干人》第117页。以下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只标明页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