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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 海洋文化的丰富与辽阔，消融专横霸权的国家疆界，也孕育了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星辰、风向、海潮、小兰屿暗影都是作家航海的参照坐标。在父祖的海洋故事中，航行的船只，依据Mata no angit(直译成汉语为“天空的眼睛”或“宇宙的眼睛”)，对照风向、海潮和小兰屿暗影，在海上用歌谣告诉族人，他们离回航的家还有多远。海上的自我不是经度与纬度的交叉点，岛屿、星辰以及海洋景观具有主动参与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达悟男人的海洋。 夏曼·蓝波安在2012年出版的小说《天空的眼睛》代序“在冬季的海上我一个人旅行”中，以孩提时的梦境，进入Amumubu(鲸豚)的体内，同游大海的浩瀚。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鲸豚说：“你的曾祖父跟我说的。”[7]鲸豚身体承载达悟族人的民族记忆，是连结父祖传承的文化载体，与潮间的浮游生物形成绮丽的海洋生态空间，是多元物种繁复的社群，超越人类历史可记的时间，延展为宇宙生态万物的演化时间。夏曼在《兰屿达悟族的海洋知识》中提出“天空与海洋同时是一体的概念”，[8]这在《天空的眼睛》代序中一览无遗。达悟族人在天空里都有其中一颗“眼睛”：“是我的天眼，在没有死亡之前，它会一直照明着我走的路，我生命的力气大的话，或者努力奋斗，努力抓鱼的话，属于我的天空的眼睛将会非常的明亮。”[9]在飞鱼汛期(二月至六月)的五月天，达悟族人随着鲸豚巴瓮飘浮，观看学习海洋的课程，以鲸豚为导师，俯仰之间，天空海洋交融为一体，成为航海的参考坐标。夏曼具现海洋的“多物种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ies)，飞鱼季里，掠食大鱼在飞鱼鱼群群聚的水下尾随浮游，鲸豚一一唱诵大鱼名字：“那些是鲔鱼、黄鳍鲔鱼、浪人鲹、梭鱼鬼、头刀鱼、丁挽鱼、旗鱼等等。”[10]鲸豚巴瓮浮出海面时，像气球似的缓慢浮升，摆尾形成的水压漩涡，浮游生物放射多变的颜色，绮丽色彩瞬间酝成，此刻梦中的孩子说：“天空的眼睛依然令我心情愉悦，我于是仰望许多明亮的眼睛，尔后食指指着一颗最明亮的……愿我自己的灵魂坚实。”[11]Deborah Bird Rose呼吁重新注意把人类与多物种共同体结合的境况/地域连接，这些物种包括曾经被归类于自然的生命或裸命(zoe, bare life)，随时会被剥夺消灭，书写多物种社群即在为自然生命列传，使其成为有政治生命的物种(bio)，与人类形成共生关系，兼具创造性与能动力。[12]在《物种相遇》(When Species Meet)一书中，Dona Haraway写道：“假如我们领会人类优越主义的愚昧，我们即知‘化成’(becoming)总是‘伴随着化成’(becoming with)的——世界的化成总在紧要关头的接触场域中萌生。”[13]跨物种化成的想法与Gilles Deleuze和Felix Guattari的“根茎”理论若合符节，自然与文化、非人与人类的界线模糊或消失，多物种相遇而产生共同生态的多物种族群。在Alien Ocean 一书中，Stefan Helmreich以崭新的思维，想象海洋/浮游生命与人类生命互相渗透，断言我们正在见证人性也掺杂了其他物种的种性，令物种的垂直/高低位阶关系崩解，人类仰赖海洋生物、大鱼仰赖小鱼、小鱼仰赖浮游生物而存活。[14] 因此，《天空的眼睛》在小说的正式开端，即将叙述分为两线，小说虽以一位历经风霜的老海人为主轴，写他岛上的部落生活、与孙子的相处以及面对远到台湾工作的女儿死讯，然而，在生动的人文写照之中/之外，另有一场海洋生命的生存故事，以“浪人鲹”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此时我的身长已超越一百六十多公分，体重约莫七十多公斤，我这种体型的浪人鲹，他们又称Arilis，他们的祖先说是超越他们想象的浪人鲹巨鱼。达悟人在二月到六月的飞鱼季节猎到我这种鱼，是他们最为兴奋、最骄傲的渔获。”[15]海人的故事是现实的面向，而浪人鲹的叙述则是超越人类历史的神话缘起，传递夏曼一再强调的“原初知识”。浪人鲹由创世说起：天神在海洋开了一道路称之洋流，是飞鱼族群旅行的路线，当时“人与鱼”同时生病，几乎到危及族群、令之灭绝的地步，天神于是请托飞鱼群的头领Mavaheng so Panid(黑翅飞鱼神)，托梦给达悟人始祖的先知，令族人学习捕鱼、分类与食物长养生命的方法，因此人类得以存活。鱼类与人类又同样赖海洋为生，黑潮带来浮游生物，成为人鱼共生的起源：“黑潮涌升流的海域，海底海沟宽窄深浅不一，这儿是黑潮南端往西流经的地方，浮游生物多元又丰富，我用腮吸吮浮游粒子来补充养分。”[16]人鱼交融，鱼是人的祖先，又长养人类的生命，是人类知识的起源。人类的故事由鱼的口中/视角述说，老海人的故事也是由老浪人鲹的口中说出，反向拆解人类中心主义。由鱼作为为主体的视角，观看老海人在海洋风浪中与大鱼搏斗的尊荣，评述成熟的达悟男人“最深层的底牌，谦虚的本质，就是凭借猎到的大鱼、飞鱼，或其他珊瑚礁鱼”，[17]成就夏曼所谓“自然人”才有的尊荣、才能参与的与大海生物物种共生的“野性的壮阔奇景”： 上万尾的飞鱼从海里浮冲飞跃，许多的渔夫呐喊着，哇！哇！说是迟，也不算迟，更多的飞鱼自动跃进我的船身内，哇！哇！我的身体也被三、四十尾的飞鱼撞击，显然那位患有幻想症的小子没有对我说谎。哇！这是掠食大鱼在刚入夜之际进行猎杀进食的仪式，这是惊恐的鱼群井然的飞奔，也是稍纵即逝的浪云被我的首航遇见，哇！我说在心里，是幸运也是赞叹的心语，千万尾的飞鱼群飞跃海面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海洋、飞鱼归于零的宁静，野性的壮阔奇景只留给继续运用初始渔捞渔具的自然人。[18] 如此“自然人”视野里的壮阔奇景，在Witi Ihimaera的《骑鲸人》(The Whale Rider)中，以骑着鲸鱼到新西兰的Pekea创世神话写起。Ihimaera的生态诗学以海洋星球为中心：“突然间，海充满了令人敬畏的歌声。唱着：你召唤我而我带着神的礼物到来。黑色的影子上升再上升，一只巨大的海中怪物突然出现时，飞鱼看到了宏伟巨兽的强大——由海水泡沫的波光闪亮中高高地飞跃而起的鲸鱼。看到跨坐在鲸头上的是个人，骑鲸人看起来很奇妙，水从他两旁涌出，他张开口换气。”[19]《骑鲸人》序幕从飞鱼的视角观看，描述人鲸如同伴/共生之不可分，将非人物种带入一个岛屿的创世史。Ihimaera写人鲸间的密切关联性，像鲸鱼般，骑鲸人从海里冒出头换气，如同《天空的眼睛》的镜像文本；夏曼由鲸写飞鱼，Ihimaera由飞鱼写人与鲸，两个同样书写太平洋海水、生物与岛屿的文本相互呼应。《骑鲸人》序幕后的故事也同样分成两线交融参照的叙述，一个是关于鲸鱼及神话的，以斜体字鲸鱼观点呈现，另一个是人类和现实社会，包括部落和文化政治。这两个叙事交错，使海洋世界充满人性，人的世界又渗透有他物种的色彩，成为跨太平洋、跨族群、跨物种的太平洋生物系谱，抹消人类和动物、自然与文化的人为界线。 《天空的眼睛》是夏曼进入中年的成熟之作，积累数十年的能量，尽情流泻，其过程艰辛漫长。夏曼在青少年时离开兰屿，到台湾求学。之后数十年成为在都市工作的都会原民，并参与了1980年代达悟民族反对台电在兰屿掩埋核废料的抗争，回归到辽阔的海洋，寻找岛民空间、神话和语言，决心成为“真正的达悟男人”：“我想着，这几年孤伶伶地学习潜水射鱼，学习成为真正的达悟男人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尝试祖先用原始的体能与大海搏斗的生活经验孕育自信心。用新鲜的鱼回馈父母养育之宏恩，用甜美的鱼汤养大孩子们，就像父亲在我小时候养我一样的生产方式。”[20]夏曼对于敬爱的祖先犹如在身旁守护的亲密描述，让人联想到汤加作家Epili Hau’ofa极具特色的比喻“我们身体里的海洋”(the ocean in us)。海洋联系个体，赋予能量，使个人躯体在回归海洋时成为改变的媒介。在《我们身体里的海洋》一文里，Hau’ofa点出海洋与人体之间微妙的连结，对他而言，“大洋洲”并非意指“国家与国籍的官方世界”，而是指经由海洋血脉“互相连结的世界”，[21]因而，开展了积极扩展大洋洲，以涵盖更大区域及更多物种的可能性。Hau’ofa在文章结尾处指陈：“海是我们彼此间以及和其它人之间的通道，海是我们无尽的传说，海是我们最强大的象征，海洋在你我之中。”[22] 夏曼演绎原住民身体，再现隐藏的过去和压抑的记忆，召唤身体基因作为连结部落知识的场域，和祖先亲密相连——借用莫马戴(N. Scott Momaday)的话即是“身体的记忆”(the memory in the body)——，满溢于夏曼散文的字里行间。这份亲密相连的情感，藉由培养身体的礼节和技艺/技术，以召唤“看海、望海、爱海的遗传基因遗留在自己的血脉里”，[23]忠于原初知识，让身体和自然接触。潜水和标枪捕鱼的身体技能习得唤醒夏曼压抑的基因记忆。跟随飞鱼的路径，夏曼勾勒出移动和逃逸的路径：“飞鱼一群一群的，密密麻麻地把广阔的海面染成乌黑的一片又一片。每群的数量大约三、四百条不等，鱼群队相距五、六十公尺，绵延一海哩左右，看来煞似军律严谨出征的千军万马，顺着黑潮古老的航道逐渐逼近菲律宾巴坦群岛北侧的海域。”[24]飞鱼的“黑色翅膀”每年回来，重复达悟祖先迁徙的路径，也成为族人在海上奋斗的动力来源。海洋的记忆以成群的飞鱼为喻，每一个飞鱼季节，飞鱼的回返延续着在大洋洲岛屿间迁移穿梭的达悟祖先的记忆。多元多样性的生物如“密集的飞鱼群”，海岛居民跟随黑潮的自然节奏跨越疆界。他们的海洋没有疆界，而跨疆越界是达悟族部落族人的特性，也是其他太平洋海岛居民的特性。如Hau’ofa在《我们是海》中明确揭示的：“岛民无法相信其历史开启于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代表着他们族人和文化……他们无法失去和古老过去的连结，而只拥有殖民者所强加的记忆或历史，但现今的跨国体系将他们消融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完全地泯灭其文化记忆的多样性、社群认知、对祖先和后代的使命，将他们个人化、规格化，并将他们的生活同质化。”[25]两位太平洋作家都在挑战国家/国族典范的正当性，两人皆使用海洋的语汇和海岛的隐喻，追溯殖民者对自然的剥削和广阔海洋景观的图绘，他们皆将生态风险转译为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叙述。而生态破坏对兰屿岛上的达悟族造成广泛的伤害，兰屿的原住民不仅要和文化失忆及政治专制对抗，也必须对掩埋在他们家乡的核废料抗争。 《海浪的记忆》和《冷海情深》出版相距数年，某些情节隐然延续，老成凋谢，友朋离散，“老人的夕阳已经很低了”。《海浪的记忆》中《树灵与耆老》一篇，老人兄弟的对话被转译为树灵间的对话，树就像人一样有灵魂，凡有灵魂者就是有生命的，自然和部落、老人和树木、客体和主体接续，山海形同日常生活的履践，经验知识源自于自然界，船里的每一片木板就像“上帝”一样神圣，如同是自己的骨肉，上山来探望树灵时，要很虔诚地说：“我是你灵魂的朋友，特别来看你。”[26]树灵与耆老的对话平台立足于达悟族人的生态宇宙观，达悟即是“海洋之子”之意，人需要树木造船、捕鱼，在大海中人与船是一体的，尊敬树是这些住在小岛上的人应有的习俗。耆老们的一生就像平静的大海一样，在一般人透视不到的海底世界，实践他们敬畏自然界神灵的信仰，又从自然界的物种体认到尊重自己生命的真谛。船板破损得不能出海后，耆老就会选择死亡的时间：“我的耳朵经常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我在选择我的死亡季节。’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气候、日子、时辰死亡。”[27]耆老与船板生命一体，回归树灵，“我山里的树就送给你造船”。[28]夏曼说：“当时我虽然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却不明白其意思，父亲们惯用被动语态，以鱼类、树名等自然生态物种之习性表达他们的意思。所有鱼类的习性、树的特质、不同潮流等的象征意义，我完全不懂。深山里清新的空气吸来很舒畅，但我却像个白痴。”[29]“被动语态”、“鱼类”、“树名”、“自然生态物种”、“潮流”等环环相扣，逆写“人本主义”的思维，而由都市返乡的“现代”孩子浑然无知，“像个白痴”。这样的世代断裂有赖族老身体实践/展演予以修补：“我仔细地看着长辈们砍树的神情，挥斧的同时，他们长年劳动肌肉呈现的线条，如刀痕般深刻。”[30]山海的经验以身体实践的劳动力为挹注。部落的记忆，沉淀在老人的身体里，伐木如同仪式，经由身体的仪式、身体的礼节、身体的技法、身体的符号系统的展演实践，召唤沉淀的历史记忆。在《冷海情深》的《黑潮的亲子舟》中，夏曼也以和父亲选树、伐木、造船的经过道出一个达悟老人面对生命、生活和大自然的方式与态度。父亲是个“说故事的人”，父亲用诗歌、祝祷、先人的事迹，讲述生活的体验、生命的哲理和属于达悟的风俗与传统，一边叙说——教育作者如何选择材质、如何祝福山林的神祇，一边完成父子俩的造船大业。父亲说起夏曼祖父年少时在海洋的一段经历，如何听从老人家丰富的经验而躲过海上的风暴。这样“口耳相传”的学习方式，使个体的生活经验既独一无二又众纳百川，每一个讲述者与听话者身上同时掺杂着前人与自身的印记，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在不同的实践中获得重生。父亲也教夏曼认识各种树木，并道：“树是山的孩子，船是海的孙子，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有灵魂。”[31]人与泛灵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是原住民部族书写的主轴，父亲的诗歌、祝祷、故事即是仪式，仪式具有“中介”效应，紧密牵连人与自然、个人与族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