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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勃松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1] 艾亨鲍姆也说，“表明我们特点的并不是作为美学理论的‘形式主义’，也不是代表一种确定的科学体系的‘方法论’，而是希望根据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理论和历史上认识属于文学本身的各种现象。”[2]俄国形式主义早期一些夸大其词的理论表述已被历史抛弃，但他们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科学的主张却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们的探索和努力也将永远为文艺学史所铭记。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才把俄国形式主义视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但为了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旨归、理论价值观和理论不足，我们还需要回归历史，回归俄国形式主义产生年代国内国外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科学发展的宏大背景。 关于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有很多说法，其中普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源于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但不够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一种理论流派的产生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本土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它往往是有着本土的针对性，往往是本土理论的继承和反拨，是本土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厄利希的说法比较客观、科学，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厄利希在《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一书中说，“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形式主义基本上是对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但作为一个批评思维的主体，俄国形式主义是本世纪头二十五年期间，欧洲文艺学界那场影响昭著的重新考量文艺学的目的和方法论思潮的一部分或重要部分。”[3] 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总的来说是同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艺的发展，同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西方哲学美学思潮由自上而下走向自下而上，走向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给俄国形式主义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索绪尔从外部语言学转向内部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独立的体系和结构，看成是一种自足体的观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本奈特就指出，在影响俄国形式主义的种种因素中，索绪尔的语言学“无疑是最重要的”[4]。此外，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理论假定，强调对客观事实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主张对事实承诺不对理论承诺，也影响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志向。 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诚如厄利希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本土挑战的本土反应”。它对俄国本土的文艺思潮有继承，有反拨，同俄国本土的创作实践有血肉的联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文学流派有俄国文艺学的学院派、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它们是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本土理论创作背景和渊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