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景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心灵辩证法”一语，在作为“显学”的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早成经典之论。大凡说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研究者摆在前面。
    然而自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这个术语近一个半世纪，以及它为苏联列夫·托尔斯泰研究界广为接受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诚如近期有论著所显示的，依然言人人殊，未有定论。[1]
    管子《九守》说：“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在理解上的差异，究其根本，是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名实之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术语的理解，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列夫·托尔斯泰描写方法中这一特点的理解。正名所以求实。我们的辨析将稍稍联系“心灵辩证法”出现的背景及其流传的一些情况，以求达到清源正本。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别林斯基辞世后的俄国批评界，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及其在文学思想中的影响等方面的原因，面临着一场新的斗争。别林斯基在世时曾告诫说：“用不着把批评分门别类，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把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都交给它去处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2]但此时，批评的“分门别类”，正如有论者所说，已酿作“既成事实”：“现实批评”，“美学批评”和“有机批评”似成鼎足之势。[3]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现实批评”(杜勃罗留波夫语)，更确切地说，“现实主义批评”，主要看重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格里戈里耶夫的“有机批评”仅强调作家对理想和现实的有机平衡，而德鲁日宁等人的“美学批评”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技艺论。[4]承袭了别林斯基遗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着力于宣扬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而后两派在思想倾向上则另有所属。格里戈里耶夫倾向于斯拉夫主义，而标榜远离尘世的德鲁日宁等人，其观点大多出自自由派的立场。三派在当时的俄国文坛上展开了以思想．冲突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的较量。
    于是，刚刚登上文坛且赢来好评的青年托尔斯泰，便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在当时的论争中，列夫·托尔斯泰因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的缘故，与自由派的德鲁日宁过从甚密，曾一度有纯艺术的倾向，而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则格格不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为了使列夫·托尔斯泰脱离不良的影响而向《现代人》杂志靠拢，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书评的形式，在《现代人》杂志1856年第12期上，不署名发表了《(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一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中有意避而不谈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思想内容，而专论其艺术成就，尤其是其迥然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心理描写中的一个特点，即“心灵辩证法”。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虽未署名，但列夫·托尔斯泰读过它，并知其出自何人之手，或者至少知道这篇发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的《现代人》杂志上的文章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似不可怀疑。[5]尽管我们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找不到“读后感”之后的东西，甚至也没有涉及该文的具体文字，但亦有些迹象可视作旁证，如在他1856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到巴纳耶夫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座，他令人感到亲切。”[6]据古谢夫考证，这则日记写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发表之后列夫·托尔斯泰第一次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当天[7]。还可注意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来，他聪明而又热情。”[8]这些看法较之此前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愤慨和极度的不信任”[9]形成鲜明的对照。“亲切”、“热情”二词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基本实现了他致涅克拉索夫信中所说的“在不损害真理的同时”让列夫·托尔斯泰“喜欢”这篇文章的意图[10]；其二，列夫·托尔斯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似乎持某种赞同态度。同时代人证明说，列夫·托尔斯泰那时“非常爱听赞扬，但每次听后都平静而严厉地给予抨击”[11]。可知，一反常态的“亲切”之语，是在对车尔尼雪夫斯文章的态度上的一种例外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及“心灵辩证法”一语，局外人（不包括《现代人》编辑部同人）是否知其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史不见载，我们不好妄加推度。目前仅知，此文于1898年被俄国文艺学家泽林斯基收入其所编选的八卷本《俄国评论界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第二卷时，未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姓氏。按该书对所收文章均注明文章作者姓氏的体例，则其不知此文出于何人之手是可以肯定的。[12]
    1905至190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子在圣彼得堡编辑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卷，第二卷收入此文，才算文有其属。[13]普列汉诺夫大约据此全集写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1910)一文，并在其中第二章援引含有“心灵辩证法”一语的那段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点大加赞赏，但对“心灵辩证法”这个术语却未给予注意。[14]而在《再论托尔斯泰》(1911)一文中，他则抱怨“不知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他(按：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15]。另外，艾亨巴乌姆在《青年托尔斯泰》(1922)一书中也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段话，并几次拈出“心灵辩证法”一语来说明问题，却云不知作者是谁。[16]可以想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集及其“心灵辩证法”一语，当时似尚鲜为人知。
    1928年，艾亨巴乌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专著《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再次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含有“心灵辩证法”的那段话。虽未加以阐述，但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窥知，其所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集当为1918年所出的再版本。[17]可见艾亨巴乌姆此时已知道这段文字出于车尔尼雪夫斯基。1928年，斯卡弗狄莫夫发表《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中的辩证法》一文，对“心灵辩证法”详加阐释。⑤从此，“心灵辩证法”一语渐为人知，而其广泛流行，并成为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经典之论，则应是4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18]
    综观苏联学界对“心灵辩证法”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心灵史”说。斯卡弗狄莫夫最先提出此说。他在1929年的那篇文章中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每一部作品往往都是一个或几个主人公在某一段时间的‘心灵史’。”童年三部曲是尼科林卡的“心灵史”，《安娜·卡列尼娜》是安娜和列文的“心灵史”，而《战争与和平》则是一系列人物精神变化和发展的“巨史”等等。[19]斯卡弗狄莫夫对“心灵辩证法”的传播出力最早，其说颇常为人所道，并得到一些研究者的支持。譬如科瓦廖夫在《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1983)一书中谈到列夫·托尔斯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时，便肯定了这一学说。[20]
    其二，“辩证”说。持此说者，大多着眼于人物心理活动的辩证关系。莫迪廖娃在其专著《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1957)中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择“辩证法”一词绝非偶然。尽管他在理论上尚未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然确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无不处于发展、变化和新旧斗争之中。所谓“心灵辩证法”，表现的就是处于相互关联及对抗中的人的思想和感情。[21]这种见解颇与库普列雅诺娃的观点相近。后者在《列夫·托尔斯泰的美学》(1966)一书中说：“辩证法是使用在这个词的最直接和最确切的意义上的，因为心理生活的矛盾的斗争和统一，乃是列夫·托尔斯泰美学所要认识的主要对象。”[22]此后，格罗莫夫在其讨论“心灵辩证法”在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六十年代小说叙事中的形成及变化的专著《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风格》(1971)中，强调这一术语所指称的心理活动的“动态性”，并说其中所表现的“真与假”、“恶与善”等现象，绝非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23]他的这种绝非对立之说，曾为库尔良茨卡娅《列夫·托尔斯泰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形象的道德理想》(1988)一书所诟病，而后者对“辩证法”的理解则更为宽泛：“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后面始终是生活本身的辩证法。人与外部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复杂的矛盾整体，列夫·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心理描写的特点，正在于此。[24]
    其三，“过程”说。此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可谓是一般讨论“心灵辩证法”的基础和发挥的依据。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段话从字面上提供的方便。一些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话，却不注意它在语境中的意义。譬如，萨布罗夫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与诗学》(1959)中说，列夫·托尔斯泰早期的心理现实主义所揭示的“是心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式和规律，是心灵辩证法即矛盾的运动，一种精神状态向另一种精神状态的转变，及其相互间的联系”[25]。而另一些学者，如梅什科夫斯卡娅在其《列夫·托尔斯泰的技巧》(1958)一书中曾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段话，却不引用“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而只转述她所理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人的内心生活过程，各种情感的内在运动及其变化。[26]科瓦廖夫在上面提到的那部专著中也把“心灵辩证法”理解为再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过程，而且作了引申：“人物内心世界描写的这一特点是由他(按：指列夫·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这种现实主义里，最主要的不仅再现生活真实，而且再现对这种生活真实的探索过程。”[27]洛穆诺夫在为《俄国作家传记词典》(1990)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词条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不同者，他提到了心理转变过程中的无序性：“作家揭示了整个心理过程，一种感情转变为另一种感情，有时这种转变是迅而无序的，思想的转变也是混乱不清的。”[28]奥斯莫洛夫斯基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心理小说》(1981．)有专章论述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其中对“心理过程”的阐发较为充分。他说：“‘心灵辩证法’的核心是通过人物的自我认识写其内心过程。”这一术语的思想一哲学基础在于探寻个性道德发展的心理条件，并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其由精神和等级意识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心理现象的认识形式密切相关。[29]
    以上仅仅列举三类，实际当然不止这些。还有一种看法则是把“心灵辩证法”当作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代名词，或者换句话说，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心理描写通通称之为“心灵辩证法”，如著名学者和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专家赫拉普钦科、比林基斯等人的著作有时便如此。[30]这些研究者的种种阐释，似乎意在丰富和拓展“心灵辩证法”这一概念的内涵，或许还可以便利地说明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中的许多问题；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术语而言，却有一种名实不当的感觉：就像格罗莫夫批评有人将这一特定术语“扩大”到其他俄国作家身上那样，[31]他们本身也有“扩大”或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原意之嫌。
    我们认为，“心灵史”说之所以令人难以同意，其原因在于它把这一术语的内涵大为“扩大”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虽然也谈到“内心生活的各个时刻”，但从其所举之例看，他所强调的实为某些“内心场面”，即人物在极为短暂的某些特定时刻的一些心理活动的表现，而非人物在整个“故事”中的心灵发展，否则便无异于人物性格的整个形成过程了。相比之下，“辩证”说也许较为符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意。他文章中确有“人物头脑里的感情和思想的变化”这样的话，但“辩证”说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的人物内心活动的难以捉摸的特点及其借以形成的隐秘的过程，而过分强调其辩证发展。“过程”说表面看来似乎更为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意，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中也有“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就是心灵辩证法”这样的话。但它的不足在于没有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文去把握他所指称的特定时刻的特定隐秘过程，而过分突出其心理过程的辩证运动，甚至从列夫·托尔斯泰后来叙事中心理描写的特点倒过来说明这一术语。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在拈示“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的上文已有明确说明：列夫·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思想或感情借以形成的隐秘过程”，即“由某种环境或印象直接产生的一种感情怎样依从于记忆的影响和想象所提供的联想能力而转变为另一种感情，它又重新回到以前的出发点，而且一再循着连串的回忆而游移而变化；而由最初的感觉所产生的思想又怎样引起别的一些思想而且越来越流连忘返，以致把幻想和真实的感觉，把关于未来的憧憬和关于现在的思考融合在一起”。[32]他那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由外界的影响而出现于头脑里的感情和思想，在记忆和联想的作用下发生反复变化或游移不定；二是这种思想往往又引起另一种思想，两者飘忽跳跃以致把幻想和真实的感觉，把未来的憧憬和现在的思想融为一体。车尔尼雪夫斯基还特意拈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毕巧林的一段独白性沉思来作对比，并说同为表现“思想萌生的心理过程”，它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交织在“半幻想”和“半思考”中的心理过程，了无相似之处。可见，“心灵辩证法”所指称的心理过程，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东西。就其心理活动的特点，或者意识流动的特点而言，确已迹近现代所谓之“意识流”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灵辩证法”之“辩证法”一词，或许是引起对“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作出多方面解释的一个原因。拨开笼罩在此词之上的迷雾，不仅是理解“心灵辩证法”的关键，同时也可成为我们上述结论的一个依据。所谓“辩证法”，如所周知，它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交谈的技巧”[33]。最初，苏格拉底把它视作通过对立意见的冲突而揭示真理的技巧，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各自赋予其稍相不同的涵义。中世纪的阿伯拉尔和近代的康德等人又对其有自己的不同理解。黑格尔则把辩证法目为同形而上学对立的、从根本上把握对象的矛盾统一的认识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因黑格尔“对现实主义的天才向往”[34]，而对这位德国哲学家满怀敬意，同时又对其“著名的‘思维的辩证方法”’表示赞赏[35]。后一句话出自《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第六篇，它先于含有“心灵辩证法”那篇文章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856年第9期上。两者在“辩证法”这个概念的使用上应有某种联系。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纲要固然有极可取之处，但是另一个方面，又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束缚在神秘思辨的坚硬外壳之中，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其为“倒立的辩证法”[36]。钱鐘书在其《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也说：“黑格尔辩证法本之神秘经验”，还说威廉·詹姆斯曾谓“黑格尔辩证法，即以神秘经验纳之于论理方式”。[37]细品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心灵辩证法”的论述，我们的确找不到黑格尔所谓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辩证思维”的影子，或许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难以捉摸的内心生活”所借以形成的“隐秘的过程”与詹姆斯所谓的“纳之于论理方式”的“神秘经验”有几分相类，但这里的“神秘经验”并未“纳入论理方式”，由此它尚算不得“论理方式”或“辩证法”本身。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灵辩证法”一语似应另有所本。据钱鐘书说，“歌德早言神秘主义乃‘心肠或情感之辩证法’”[38]。按歌德此言多次出现于其全集，同时见于爱克曼所辑歌德1827年谈话录。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集看，他在提出“心灵辩证法”之前的文章中涉及歌德的名字达数十次之多，其熟知歌德并读过他的言论当不可怀疑。又按歌德对于黑格尔从理念出发的“辩证法”曾当面予以讥诮，[39]而他作为文学家从实际观察和体验(我们都熟知他的名言“生命之树常青”)的角度阐释的“心肠或情感之辩证法”，难保不反其意而用之，以“别于头脑或思想的辩证法”[40]。此外，钱鐘书还拈示法国哲学家卡西雷尔“至称情感之辩证，视观念之辩证更纯全正确，抒情诗作者具此相反相成之体会”的说法，并指出近世心理学家阐发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标“反转”之说，谓意识中有偏向，则潜意识中能生相克之反向。[41]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曾有将生命比作河流的著名比喻。而生命者，未尝不可以意识取而代之。由此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心灵辩证法”一语，极有可能来自于歌德的“心肠或情感之辩证法”。前者所谓头脑里思想和情感的隐秘变化或游移不定，与后者所谓的神秘境界和意识与无意识间的相克之反向关系，颇有相似之处。这或许可以为我们对“心灵辩证法”的理解，提供另一种审视的角度。
    “心灵辩证法”的特定叙事方法也可移来作证。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说明“心灵辩证法”所展示的在读者眼前“成长、进展和变化的情感和概念在半幻想和半反省中的串连”情形，不惜笔墨，大段举出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五五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中普拉库欣在战场上即将受到致命一击时的“心理场面”为例，对其击节称叹，并命之为“内心独自”。苏联有些学者对此十分看重，如斯特拉霍夫在其专著《心理学家列·尼·托尔斯泰》(1947)中便将“内心独白”目为“心灵辩证法”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基本的”表现形式；[42]科瓦廖夫也持类似说法；[43]莫迪廖娃则更说内心独自与“心灵辩证法”不可分离。[44]这是大有深意的，虽然实际情况要稍稍复杂一些。
    现代研究表明，再现意识活动(即内心话语和思想)的方法，大致有心理叙述(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直接内心话语(引号内心独白)，自由直接话语(直接内心独白)和自由间接话语(间接内心独自)等四种类型。[45]以此标准来审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之“内心独白”，则不难发现，内心独白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余则是叙述者的心理叙述，此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流技巧，如“内心分析”和“感官印象”等方法[46]。不过，如果因此而责怪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心独自的使用上概念不清，抑或因人物的内心话语被放入引号而不承认其为内心独自，[47]前者似乎过于苛求，后者则不免武断。须知，把“内心独自”作为专门术语提出并给予理论上的一定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恐怕是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1856)。据美国学者梅·弗里德曼考证，“内心”和“独白”这两个词首次组合在一起，曾作为普通名词在大仲马的小说《二十年后》(1845)中出现过一次，稍后又在另一位法国作家戈蒂叶的小说《丧门神》(1857)中作为一句内心话语的导引性说明而被提及。[48]按“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最初曾被欧美批评家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而内心独白(其现代意义的内心独自脱胎自引号内心独自，后者亦不乏表现意识流的佳例)又是意识流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内心独自一语的使用，或许有其偶然性，但审其对“心灵辩证法”的阐释，其偶然似出自事物之必然。格物而致知，会心以达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令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亲切”，也许可算得拈花微笑，会意会心。
    如果上述推断不错，那么造成“心灵辩证法”这一术语名实不当的另一个原因，似乎就在这里。苏联学界对列夫·托尔斯泰与意识流的关系，一向采取回避和不屑一顾的态度，或许有文学以外的成分也未可知。但六十至七十年代以来，已有人正视这一现象。其实，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心灵辩证法”所揭示的列夫·托尔斯泰叙事方法中的这～特定现象，研究者们的文字中也有吉光片羽式的暗示或简单的直言不讳。对此，我们可以开出一个可观的单子。先看列夫·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
    1856年，德鲁日宁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提出了“难以捉摸的领域”之说。[49]
    1858年，格里戈里耶夫指出“音乐般难以捉摸”的原则。[50]
    1901年，弗·斯塔索夫在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称其内心独自具有“不规则性、偶然性、不完结性和跳跃性”。[51]
    这里的“难以捉摸”、“不规则性、偶然性和跳跃性”，与我们上面论述的特点颇为近似。
    十月革命后，形式主义大师艾亨巴乌姆在《青年托尔斯泰》(1922)中似乎注意到列夫·托尔斯泰早期叙事作品的某些特点，称其“并非建立在典型和具有规范其行为的固定特点的‘主人公’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内心状态的深刻描写，即‘心灵辩证法’之上”[52]。但他未对这一术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十年代末，另一位形式主义大师维诺格拉多夫在其《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语言，五十～六十年代》(1939)一文中虽未对“心灵辩证法”作专门论述，却强调列夫·托尔斯泰早期小说中主人公的“内心话语”有其跳跃性和无序性，而这种全新的手法仅仅用于描写人物模糊和朦胧的意识状态，如似梦非梦的幻想、精神亢奋和死前的煎熬等。[53]
    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西方文艺思想已不再被视为异端，于是一些研究者不再回避过去的禁区，开始对“心灵辩证法”或列夫·托尔斯泰叙事中的意识流作出一些新的解释。
    1961年，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艺术散文·沉思与辨析》一书中直称《昨天的故事》为意识流小说。[54]
    1966年，莫迪廖娃在其另一部专著《今日之外国小说》第三章“内心独自与‘意识流”’一节中微变其说。她十分看重“心灵辩证法”中的内心独白对人物隐秘心理运动的揭示，称列夫·托尔斯泰对人的描写，发前人所未说，并将其内心独自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稍作比较。[55]
    1968年，乌尔诺夫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意识流’文学”条目中说，苏联学界认为“意识流”是内心独自的极端形式。而列夫·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的方法上颇创新意，与“心灵辩证法”相关的内心独白,几乎触及到了这一文学手法的各个方面，直至其极端形式，即后来所谓的“意识流”。[56]
    1971年，格罗莫夫写道，就列夫·托尔斯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的总倾向而言，“心灵辩证法”的一个侧面也许会分化为与现实形象不相统一的单独的特征，而“心灵辩证法”本身也会变成“意识流”，变成碎裂的分解的客观世界的形象和自我感知的主体及个性。因此，五十年代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心灵辩证法”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阶梯式的和矛盾重重的。但存在于人物描写背后独具特色的时间形象阻止了这种人物形象和现实形象“分解”的可能性。[57]
    1975年，乌尔诺夫认为，意识流“早已为列夫·托尔斯泰所使用”，因而“不应将它视为现代主义的手法”。[58]
    同年，德聂普罗夫也说，安娜自杀前的内心独自“已预示了后来乔伊斯的发现”。[59]
    1976年，扎东诺夫指出，是列夫·托尔斯泰首先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60]
    1990年，洛穆诺夫在解释“心灵辩证法”时，提到心理转变的“无序”和“混乱不清”。[61]
    可惜的是，上述直言列夫·托尔斯泰使用意识流这一叙事手法的学者，仅仅对此稍作钩稽，而未深加探勘。
    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对“心灵辩证法”在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叙事中的使用范围，限定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62]，似乎也可视作某种暗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在其文章中则明确指出，“心灵辩证法”所揭示的那类“心理场面”，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弹子房记分员笔记》中便了无踪迹，“因为按照故事的思想说来并不需要它们”。
    车尔尼雪夫斯基素以理论思辨著称，而不以文辞俊美名世，可他这篇含有“心灵辩证法”的文章却写得斐斐有光，才藻艳逸。这里面虽然存在着上边曾提到的“不过于损害真理”以争取列夫·托尔斯泰的前提，但绝不可视之为溢美和迎合之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女，《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编辑者之一——尼娜·车尔尼雪夫斯卡娅说“这篇文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中当居一席头等位置”[63]，可视作一证。而“心灵辩证法”成其为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经典之论，并且至今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则是另外一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灵辩证法”既然并非信手拈来，以上又有多方引证和小心的梳理，这一切或可说明我们对这一术语的辨析并非徒托空言，闳大不经。“心灵辩证法”所揭示的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中的“特质”，即现代所谓的意识流或准意识流的手法，应视作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这一经典之论的名实之当。

参考文献：

[1] 参阅奥斯莫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心理小说》第115页，基什尼奥夫，1981年；库尔良茨卡娅：《列夫·托尔斯泰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形象的道德理想》第15—28页，莫斯科，1988年。
    [2]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第59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3] 参阅《俄国批评界论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一书序言第9页，列宁格勒，1989年。
    [4] 参阅《俄国批评史》第2卷第7—9页，第1卷第475页，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8年。
    [5] 参阅古谢夫：《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55—1869》第127—128页，莫斯科，195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此文时，因涅克拉索夫去国外疗病，他和巴纳耶夫为《现代人》杂志临时负责人。列夫·托尔斯泰当时恰好在莫斯科。
    [6] 参阅《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105页。
    [7] 参阅古谢夫：《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55—1869》第127—128页，莫斯科，1957年。
    [8] 《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105页。
    [9] 参阅科尔巴辛1856年11月27日致屠格涅夫信，《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同仁》第296页。转引自古谢夫：《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55—1869》第131页，莫斯科，1957年。
    [10]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第329—330页，莫斯科，1939—1953年。
    [11] 见科尔巴辛1857年1月15日致屠格涅夫信。转引自古谢夫：《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55—1869》第127—128页，莫斯科，1957年。
    [12] 参阅泽林斯基编：《俄国评论界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第1卷第22页，莫斯科，1898年。
    [13] 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830页注文，莫斯科，1939—1953年。同时参阅《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8卷第457页，莫斯科，1975年。
    [14]参阅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55—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同上书，第275页。
    [16]参阅艾亨巴乌姆：《青年托尔斯泰》第81、88—89页及第151页注释，彼得堡一柏林，1922年。
    [17]参阅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第256、402页，列宁格勒，1928年。
    [18]参阅布尔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研究资料》第275页，列宁格勒，1963年。从他所列资料可以发现，1928年至1946年以前，很少有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出版。
    [19]参阅斯卡弗狄莫夫：《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中的辩证法》，《文学谈话》第l辑第15—49，萨拉托夫，1929年。
    [20]参阅科瓦廖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第28—30页，莫斯科，1983年。
    [21]参阅莫迪廖娃：《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第137—138页，莫斯科，1957年。
    [22]参阅列·库普列雅诺娃：《列夫·托尔斯泰的美学》第98页，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66年。
    [23]参阅格罗莫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风格》第150一155、199—200页，列宁格勒，1971年。
    [24]参阅库尔良茨卡娅：《列夫·托尔斯泰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形象的道德理想》第25—26、19—20页，莫斯科，1988年。
    [25]参阅萨布罗夫：《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和诗学》第485页，莫斯科，1959年。
    [26]参阅梅什科夫斯卡娅：《列夫·托尔斯泰的技巧》第18页，莫斯科，1958年。
    [27]科瓦廖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第28页，莫斯科，1983年
    [28]参阅《俄国作家传记词典》第2卷第297页，莫斯科，1990年。
    [29]参阅奥斯莫洛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心理小说》第115一117页，基什尼奥夫，1981年。
    [30]参阅赫拉普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第446—4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比林基斯：《论托尔斯泰的创作》第27页，列宁格勒，1959年。
    [31]参阅格罗莫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风格》第150页，列宁格勒，1971年。
    [32]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下文所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该文中的话，均见此书，不另加注。
    [33]参阅《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辩证法”条，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
    [34]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10页，莫斯科，1939—1953年。
    [35]同上书，第3卷第207页。
    [36]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96页。
    [37]参阅钱鐘书：《谈艺录》第312、287、621页，中华书局，1984．年；《管锥编》第1058页，中华书局，1991年。
    [38]参阅钱鐘书：《谈艺录》第621页，中华书局，1984年。
    [39]参阅《歌德谈艺录》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40]参阅钱钟书：《谈艺录》第62l页，中华书局，1984年。
    [41] 同上
    [42]参阅斯特拉霍夫：《心理学家列·尼·托尔斯泰》第8一9页，萨拉托夫，1947年。
    [43]参阅科瓦廖夫：《列夫·托尔斯泰的诗学》第28—29、40页，莫斯科1983年。
    [44]参阅莫迪廖娃：《今日之外国小说》第278-281页，莫斯科，1966年。
    [45]参阅科恩：《叙述的独白——虚构文体的定义》，《比较文学》第104-105页，转引自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173—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第113—126、219—2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吕蒙一凯南：《叙事虚构作品》第195—209页，三联书店，1989年。
    [46]参阅陈燊：《托尔斯泰和意识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第19页。
    [47]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6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不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举示的“内心场面”里有内心独自，即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又说安娜自杀的内心独白是意识流的“存在”，前后似成矛盾。
    [48] 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9]参阅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54—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50]见《阿·格里戈里耶夫，传记资料》第205—206页，彼得格勒，1917年。转引自格罗莫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风格》第161页，列宁格勒，1971年。
    [51]参阅《列夫·托尔斯泰与斯塔索夫通信集，1876～1906年》第265页，列宁格勒，1929年。
    [52]参阅艾亨巴乌姆：《青年托尔斯基》第81页，彼得堡～柏林，1922年。
    [53]参阅维诺格拉多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语言，五十～六十年代》，《文学遗产》第35—36期第35—36页，莫斯科，1939年。
    [54]参阅什克洛夫斯基：《艺术散文——沉思与辨析》，第448页，莫斯科，1961年。
    [55]参阅莫迪廖娃：《今日之外国小说》第278—281页，莫斯科，1966年。
    [56]参阅《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5卷第917页，莫斯科，1968年。
    [57]参阅格罗莫夫《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风格》第26页，列宁格勒，1971年。
    [58]参阅乌尔诺夫：《“时代笔法”中的分界线》，《文学问题》1975年第11期第79页。
    [59]参阅德聂普罗夫：《应当分析》，《文学问题》1975年第11期114—115页。
    [60]参阅扎东诺夫：《二十世纪向何处去?》，《文学问题》1976年第8期第105页。
    [61]参阅《俄国作家传记词典》第2卷第485页，莫斯科，1990年。
    [62]参阅奥普尔斯卡娅：《列夫·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演变》，《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第3卷第33—35页，莫斯科，1974年；弗里德连杰尔：《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世界文学》第194页，1979年。同时参阅文中所述各“派”涉及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时的发表时间。
    [63]参阅《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805页，莫斯科，1939～1953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