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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两文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②本文研究中的部分论题，刘汝霖、余嘉锡、孙德谦、张舜徽、叶长青、李学勤、郑良树、李零、夏含夷、艾兰、柯马丁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中亦多有涉及，精辟之见颇多，限于篇幅未及详述。 ③据《广弘明集》卷三所录阮孝绪《七录序》曰：“至孝成之世，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释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孙星衍《续古文苑校文》曰：“案俊当作伋，向本传云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云曾受诏校书。阮此言疑出《别录》《七略》也。”(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5424页) ④二人失其姓氏。 ⑤详参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页。 ⑥《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4页) ⑦阮氏《七录序》据释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 ⑧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01页。 ⑨详参拙著《<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计与学术史为中心》“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⑩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1)余嘉锡《古书通例》亦有类似述论：“向所编校，有但定其篇第者，如《管子》《孙卿子》之类是也。有并改其章次者，如《晏子》是也。又有合同类之书数种，离合其篇章，编为一书者。《战国策书录》曰……此不但不出一人，亦本非一书。然向以其皆战国游士之策谋，便可都为一编(向所编《楚辞》，亦《国策》之类)。……将以防简策之散佚，而使后人有以窥见古人学术之全，合而编之，正辨章旧闻之大者。此所以《孙子兵法》八十三篇为一书，不以十三篇别著于《录》。而《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同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而入之于道家也。”余嘉锡《古书通例》收入《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49页)。 (12)王国维《观堂别集》，收入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两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2—873页。 (1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朱东润提出王逸的刘向编集《楚辞》之说有“六可疑”，并推测题称刘向所集，“也许是王逸假以自重”(朱东润《楚歌及楚辞》，《光明日报》1951年第32期)。蒋天枢《<楚辞新注>导论》怀疑《楚辞》乃分阶段成书，其文虽甚简，然开《楚辞》分阶段附益成书说之端绪(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释文>本“篇第混并”或有其故》一节)。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成书年代的探索》一文将《楚辞》的编纂分为五组，判断《楚辞》自宋玉至王逸，分五阶段成书。该文收入汤炳正《屈赋新探》。黄灵庚对汤氏的分段法提出质疑，但也认为十七卷本大概出现在五代、北宋初期，尤其黄氏认为“刘向纂辑《楚辞》十六卷本并不存在”，其疑虑主要缘于“如果刘向真的纂辑过‘楚辞’总集，则必定会在《诗赋略》中著录出来”(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复旦学报》2008年第3期)。当然，这是黄先生未了解《汉志》性质所作的误判。日本学者冈村繁《楚辞与屈原——论屈原形象与作者的区别》一文，利用《楚辞》中的类似句之间的关系，判断署名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哀郢》乃是屈原死后，楚人怀念屈原托名而作的作品，并认为署名屈原的作品中可见楚辞自战国至西汉的发展过程。该文收入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冈村氏之观点对传统学说有很大的破坏力，但其言之成理，启发我们对楚辞的发展、楚辞的兴起、楚辞与汉赋的关系等问题，当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此中关键，正是《楚辞》的编纂。今本《楚辞》是宋代以来的版本，据五代时期的《楚辞释文》，知古本《楚辞》篇章顺序与今本大异，并非按时代顺序编纂。其中除了版本问题外，古本《楚辞》的篇章次序还可能存在某种祭祀结构，这种结构显示《楚辞》是经过两次主要的结集成书的，这与冈村氏的观点是有联系的。此问题颇复杂，详参刘益溦《西汉楚辞的创作与编纂》第三章，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14)王先谦《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64页。 (15)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八四《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6页。 (16)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0页。 (17)范晔《后汉书》卷四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册，第1612页。 (18)刘汝霖《周秦诸子考》，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第9—11页。 (1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5页。 (20)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中的风格发展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杨宽《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22)高木智见著，何晓毅译《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3)虽然那个时代没有著作权属的观念，诸子著说又多以事功为归，因切于实用，故采撷前代文献多断章取义或因需改文。但从诸文本之互见来看，《诗》《书》等经典文本和一些短章在如此变动不居的口传、抄写背景下，还是有相对稳定的流传，其讹变往往不因随意或故意，而以不经意致误者居多。 (24)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51页。 (25)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0页。 (26)熊铁基《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第7版。 (27)熊铁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光明日报》2009年8月4日第12版。 (28)熊铁基《刘向校书析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29)如《晏子叙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此则书录，刘向述及《晏子》中、外书的差别时，使用的描述单元是章，而非篇。即刘向眼中的《晏子》是由二百一十五章组成的，他所校雠的对象也是以章为主。再如《列子叙录》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列子》书“章乱布在诸篇中”，刘向《列子新书》乃条理诸章次序而成可知矣，故其校雠此书的基本文献单元也是章。详见张舜徽选编《文献学论著辑要》。 (30)司马迁《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510页。 (31)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 (32)艾兰《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光明日报》2012年1月9日第15版。 (33)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论及古书的构成时提到“早期的古书多由‘断片’(即零章碎句)而构成，随时所作，即以行世，常常缺乏统一的结构，因此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很大，添油加醋的改造也很多，分合无定，存佚无常。……这使它的年代构成变得非常复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4页)。刘向校雠《列子》书时，即有章的乱布。然即使其乱布，书的构成亦非完全混乱杂糅，因其构成文本基础的章，还是基本成型的部分，变化亦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