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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未央宫所藏西汉成帝之前的古文献，经过刘向校书在文本形态上发生巨变，谓之文本革命或不为过。这批古书又多是今传本之源，故此次文本变迁意义重大。简言之，经过刘向校书，那些原本开放性的文本被校雠写定为闭合性文本，那些以“类”的形式存在的流动的篇章变成了一部部固定形态的古书。《汉书·艺文志》记录的就是被刘向整理后的一部部被划归入固定学术系谱的图书，它实质上是刘向图书整理成果目录，而非皇家藏书目录或西汉文献基本目录。《汉志》及其文献图谱应如何认知，又如何以其为基础超越于它，展开一种新的问题方式，乃本文着力之处。 关 键 词：《汉书·艺文志》/文本革命/开放性/闭合性/材料限度 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等。 近几十年来，随着简帛文献的大量面世，似乎早期文本的书写、流传、成书等问题已然得到比较满意的解答了。问题真是如此吗?新出材料的价值如何判定?当然不是依托于它们自身，而是与之相关的系统的传世文献。如果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识存在问题，对新出文献价值的判断就难免有误差，或误判。但现今的问题是，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新出材料，而对传世文献的系统研究却并不令人满意。此中关键，乃是即便有了如此多的新出文献，但有关《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的目录学常识，依然左右了我们对先秦乃至西汉传世文献的认知，并限制了我们对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 审视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诸领域，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周秦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在《汉志》框架内展开，即便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依然未改变《汉志》模式的主导地位。其实，《汉志》书目的实质，有两点尤为关键：其一，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但却可以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这两个方面，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视不足，故对《汉志》颇多误读之处。 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种，因内容涉及黄老学中的黄帝，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命名更是颇有争议。《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上刊载了高亨、董治安两先生的论文《<十大经>初论》，文中提到“《汉书·艺文志》‘道家’一类，记有‘《黄帝君臣》十篇’，《十大经》可能就是这部书”。同年第1期的《考古学报》发表了唐兰先生《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一文①，该文从内容、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传授源流和流传情况三个方面力图证明帛书《老子》乙本前的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唐文影响尤大，几被视为定论。之后的许多学术论文和著作都径直将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称为《黄帝四经》，并以此作为研究汉初乃至战国末年黄老之学的主要典籍之一。其后，1993年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刊出了裘锡圭先生《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一文，亦从学术特点等方面力辩此书非《黄帝四经》。此文发表以来，多为学者采信。但是，问题并未到此为止。 辨析《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是否为《黄帝四经》，或者《十大经》是否为《黄帝君臣》，其默认前提乃是：《汉书·艺文志》如同《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书目、卷帙乃两汉时代书籍存世、流传情况之记录，据之可见汉代典籍之大概。此乃学术常识，粗言之，当然正确。但若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新出文献与《汉志》书目之关系，则有极易忽视之“学术错位”。同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校勘为基础，讨论出土文献与《汉志》书目某书之关系，也误读了《汉志》的学术特点，出现判断上的“错位”。 何种“错位”?《汉志》乃新书目录，而《隋志》《四库提要》则主要是旧书(旧有之书)目录也。所谓新书者，乃指刘向校雠重定之书。《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即为刘向新定之书。将新出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比附《汉志》群书，这是以“后名”命“前书”，故不可取。刘向校书与《汉志》之关系，为目录学常识，然其中的细节与意义，容易被忽略，所以还有陈述之必要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