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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本革命：从开放性到闭合性 自西汉惠帝四年(前191)三月甲子废挟书之律，至刘向校书前后，先秦古书的文本渐次写定，这期间实发生了一次古书文本的革命。除少数秘府无藏的书籍外，周秦古籍大多都经历了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的变迁。不同类型的文本，变化大小也不尽相同。经典及日用文本，如《诗》《书》《春秋》诸经和数术、方技类图书内容几无大变，而诸子文本则变化较大。 所谓开放性向闭合性的变迁，当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规模相对成熟的古书，如《诗》《礼》《老子》《论语》等，在西汉有多个传本，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缮写，传本因此而单一，他本逐渐消失。如刘向校经书以石渠阁辩经诸家为主，《诗》即以齐、鲁、韩为主，兼及河间所献《毛诗》，诸如阜阳汉简本《诗》等他本，则渐不为后人所见。《老子》亦有多个传本，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北大藏西汉竹简《老子》，严遵本《老子》均为西汉传本，其文本结构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至于分章，则各有异同，与今传《老子》面目大异。据《混元圣纪》所引刘向《别录》，刘向校定本上、下经之次序，及八十一章的分章与今本正同，知今本源出刘向校本。刘向之后，《老子》传本逐渐单一，河上公本、魏晋王弼本结构均承刘向本，他本渐次失传，仅幸存半部严遵《老子指归》矣。若非地不爱宝，此种变化，恐难确知。 其二，内容、篇章大体成型，但尚未成为一部相对完整著作的一类古书，如《荀子》《管子》《晏子》《庄子》《韩非子》等，西汉时代之前流传于世的，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篇或篇组。如《管子》中的《轻重》《九府》，《韩非子》中的《孤愤》《五蠹》等，且各本特定某篇中，章数、章次、内容等互有异同。刘向校书时，这些以“孙卿子书”“管子书”“晏子书”等为名的篇或篇组，被汇总统一，去除重复，勘校成编，成为《孙卿子新书》《管子新书》《晏子新书》等卷帙、篇次、章次定型的书籍。此颇类后世之某氏全集。阅《孙卿子叙录》《管子叙录》《晏子叙录》等《别录》遗文，及《史记》相关记载，上述情形，清晰可见。 其三，还有一些单独流传的章或章组，虽具备单章或数章为一篇的形式，各章内容上亦大体相近，有的也有篇或章的题名，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四篇古佚书，但这些材料却不像“孙卿子书”“管子书”，没有一种共识的类名，即它们不是一部或几部书籍，而是一种无固定归属的材料类文献。刘向父子将这些材料以类相从，重编为一种全新的书籍，如《战国策》《新序》《说苑》《百家》等，其篇次、章次等也为新定。阅《战国策叙录》《说苑叙录》亦可知(11)。 当然，上述论断是在不完全考辨的基础上得出的。首先，是因《汉志》图书多数散佚。“兵书略”录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录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这三“略”二百七十九家，近四千卷(篇)文献中，除《吴孙子兵法》《魏缭》《山海经》《黄帝内经》等四部流传下来，《齐孙子》出土于银雀山汉墓外，其他尽数失传，或遗落于魏晋以后其他古书中，难以分辨了。“诸子略”“诗赋略”中的图书十之七八亦遗失不传，上述结论仅据可考的“六艺略”“诸子略”所载图书而言，故为不完全之考辨，亦为不完全之结论。 再者，刘向所校为秘府所藏，即中书。秘府无藏的图书其实不在刘向父子整理之列，秘府有藏，但为善本无需雠校者，刘氏父子亦不必画蛇添足。前者如中古文《易》，班固《汉志》明言刘向以之校今文三家，然并未见《汉志》。后者则更多，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所录数百部古书，均为刘向时代流传，多数亦为之所见，然《汉志》未录。斟酌《汉志》成书之例，此二类图书不入《汉志》之疑问了然明矣。 故文本革命之说，亦仅对《汉志》有录而言。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曰“《汉志》本以中秘书目为国史书目”，此言得之。王氏后文列其“未达者”三事：其一，《易》有古文经，然《汉志》未录。其二，王逸云刘向校书分《楚辞》为十六卷，然《汉志》未见。其三，班固所见之书远多于其新入者，为何或入或不入(12)?王国维所惑三事，除《楚辞》一书问题复杂，需深入考辨外(13)，其他未见《汉志》之书，均为秘府不藏或无需校勘者，此亦《汉志》一例。 可再举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为例。《汉志》“儒家”类载《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董仲舒传》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2525—2526页)据《传》，则《闻举》等数十篇不在百二十三篇之列，即《春秋繁露》不在《董仲舒》中，史文清晰，并无歧义可循，故王先谦《汉书补注》即曰“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诸书内也”(14)。然学者惑于《汉志》体例，必以其为全书目录，而非中秘书整理目录，故多推测《春秋繁露》八十三篇当在百二十三篇之中。如梁启超《诸子略考释》曰：“《汉志》不应不著录其书，而其所著录者百二十三篇亦不应一字不传于后。疑今本《繁露》之八十三篇即在此百二十三篇中也。”(15)董仲舒本传称百二十三篇为“上疏条教”，乃“明经术之意”的奏议，实《天人三策》之类，与《春秋繁露》体例不符。汉高祖至汉宣帝时期的诏令奏议，多见《汉志》，知诏令奏议可入秘府。而《繁露》之体在说《春秋》，且多先师旧说，绝不类上疏之文。故金德建《董仲舒的著作与春秋繁露》曰：“《春秋繁露》十七卷，最早著录见于《隋书·经籍志》。这十七卷，我以为就是汉代《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之外的数十篇，后人把它集合起来，厘定为十七卷，题名为《春秋繁露》。仲舒本传称这数十篇内容为‘说《春秋》事得失’，显然和今本《春秋繁露》中敷说《春秋》大义得失的性质相等。”(16)《繁露》中的数十篇乃董仲舒私人著作，未呈纳秘府，故不为刘向所校，故亦未书于《汉志》。而其上疏，因呈天子，且为天子所重，故入秘府，刘向得以雠校之，《汉志》因有载录。“六艺略”尚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载应劭建安元年之议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17)知其《决狱》，亦为应对天子，乃可入秘府者也。明此体例，王氏之疑可释。 由此，上文所谓“文本革命”者，乃不完全之结论，只因其与多数先秦文本的变迁，尤其是诸子书的编纂成书密切相关，触及战国秦汉学术之大局，且《汉志》中流传至今的文献，均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原典，影响深远，故有大胆提出的必要。 许多前辈学者，均注意到了周秦文献的变迁，所论亦极精微。如刘汝霖《周秦诸子考》论《诸子书的性质》一篇持论均平实可信，但他说先秦诸子书在秦火以后，汉代官府搜求遗书，众篇集在官府，就有了定本，则略与史实不符(18)。 余嘉锡《古书通例》论古书别本单行曰： 别本单行者，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及刘向校定编入全书，题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书不复分著，后世所传，多是单行之本，其为刘向校本内析出，抑或民间自有古本流传，不尽行用中秘定著之本，皆不可知。(《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00页) 无论《史记》的记载，还是近年出土文献的物质形式，都说明“别本单行”乃不刊之论。余氏对刘向汇集单行之篇，编为全书，并以学者姓名为题的判断，亦与《汉志》相符。然其“后世所传，多是单行之本”的话，着实是武断了的。以《诸子略》所录图书而言，《晏子》《孙卿子》《贾谊》《盐铁论》《管子》《老子》《庄子》《文子》《韩子》《邓析》《公孙龙子》《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内》，不管其是否有残佚，其文本结构均与今传本相同。据赵岐《孟子题辞》，《孟子》今本出于刘向校本的可能也比较大。唯余先生所据《鬼谷子》乃单行之“苏秦书”的一种，此书单出于《苏子》，或本为单行之本，则不可考。今传《孙子兵法》十三篇，亦单出于《汉志》八十二篇本，因《隋书·经籍志》载《孙子兵法》三卷，而上卷即今本之十三篇。故后世图书，大多源出刘向校本，而原本单行者少。 又，《古书通例》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一节，总结刘向校书之法曰： 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其篇数多寡不同，则两本并存，不删除复重。(《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45页) 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为定本。(《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46页) 检《别录》佚文及《汉志》小序，余嘉锡先生的总结似合乎刘向校雠之规范。但六艺经书与诸子传记，在西汉时代的物质形态并不一样。六艺经书多为写定之文献，诸家经文本各有定见，已成不同家派之书籍，故不能统而校之，重写新本。诸子传记则多数以篇或篇组的形式存在，即以“类”的方式散布于中书、太常书、太史书、大臣书、民间书之中，并不存在规模各自确定的中书本《晏子》、太常本《晏子》、刘向本《晏子》、民间本《晏子》等，或者说，虽然“晏子书”一类文献流布颇广，但尚无通行的《晏子》，故刘向乃删除重复，定著新本。 因此，前辈学者虽多论及早期文献之流传方式与文本变迁，然终有未明晰之处，此乃本文著论之由。况且，西汉晚年的这次文本革命，其性质及其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规范诸问题，仍需明晰。因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均无全书，故问题自然被引到《汉志》的性质及其在学术史研究中的角色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