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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超越的可能：材料的适用度与独立的章 那么，将如何基于《汉志》，又超越于《汉志》呢? 我们不妨从《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的内容谈起。这一章的作者是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他将早期中国文学的下限定在西汉时代，是颇具卓识的。在他所写的这一章中，特别单列了一节，内容是“战国文本谱系的汉代建构”，他认为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等汉代学者依据精英阶层的看法，将战国时代的单部作品归入具体的思想流派之中。因此《汉书·艺文志》“并不是不偏不倚地收藏、描述所有已知作品，而是对文本遗产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规范化的视角，并将之叠加在战国时期作品中那个更为折中、不那么泾渭分明的世界之上”(25)。于是，“汉代的皇家目录，甚至包括我们对前帝国时代传统的整体视野，因此都成了早期帝国的思想产品”(《剑桥中国文学史》，第94页)。当然，柯马丁教授并没有界定，《汉志》的选择性视角，并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工作性质使然。刘向非为编目录而校书，而是为校书而制目录，故此“选择性”，乃是一种无目的的“选择”，非有意为之。 熊铁基《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26)、《刘向校书析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27)等论文亦提出过类似看法，如其《刘向校书析论》曰： 刘向等人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按照他们自己的见识、理解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并且精心细致作了校雠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必武断地说他们会有意篡改、作伪，但也不能忽视他们的主观校定在所校古籍上留下时代痕迹，也会有某些牵强附会的内容。(28) 熊先生的论述相较柯马丁少了些许理论的深度，相对平实工稳。其实刘向校书与先秦典籍文本变迁之问题，在刘汝霖、余嘉锡诸先生的问题视野中已然存在，只不过未明确提出而已。当我们意识到西汉学者的文献整理与文本变迁之关系时，除了明确提出此一现象外，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处理先秦乃至西汉文本，以及如何依据《汉志》又超越于《汉志》来描述刘向校书之前的学术史? 此问题之关键在于明晰传世文本中材料的适用限度。即我们需要确定所面对的文本，在哪一个层面上属于西汉建构，在哪一个层面上具有流动性，在哪一个层面上年代适用性相对准确(或者说可以大体确定其时代)。 一般而言，传世西汉之前文献在整部书的层面，往往具有西汉时代的建构特征。《诗》《书》《春秋》一类经典文本，全书结构的完成自然在西汉之前，但除了《春秋》外，《诗》《书》在西汉之初，依然有细微的调整。比如《诗·小雅》之篇章次序，《毛传》诗次就与战国时期形成的《诗序》诗次有所不同，而三家《诗》之《小雅》次序也与《毛诗》有异，故《诗》之文本至汉初尚未最后写定，四家按照其理解而有改动。《书》因为散佚的问题，伏生重编本与原来的百篇亦会有不同。至如《周易》《仪礼》《礼记》则西汉中期尚有多个不同结构的文本。子书更是如此，多数传世战国秦汉子书均是刘向重编之本，即便是成型颇早的《孟子》亦复如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梁惠王之问乃是今本《孟子》之第一篇，太史公不至于开卷即以废书而叹，故知其时《孟子》书结构与今不同。唯《公羊传》《穀梁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太史公书》等少数几部书的整体结构在其成书时已经具备，刘向重编的可能性甚小。然《公》《穀》《淮南》《太史公书》本为西汉写定之文本，故从整体结构的角度分析，先秦至西汉的古书，绝大多数能够显现出一种编纂和理解(或阐释)意义上的特征，且主要是西汉知识阶层的建构。 在篇的层面，文本往往具有流动性。除了《晏子》《战国策》《说苑》《新序》这样刘向完全重编的文本外，多数传、记、诸子文献中的篇，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但流传中续有增益、删削，直至西汉方才写定。比如今传大、小戴《礼记》、贾谊《新书》中的多数篇，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篇名多已具备。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缁衣》《乐记》等篇，特别是《缁衣》，因为出土文献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大体了解战国至西汉不同时期的几个《缁衣》篇，以及它们具有的不同特点。但是我们不能假定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缁衣》是西汉《缁衣》的早期阶段，或者说早期形态，因为无法判断二者是否在一条线状的虚拟系统中依次出现。西汉时代的《缁衣》很可能源出于一个战国时代的优善版本，而出土的那篇也有可能只是一篇抄录不精当的文本。或者，西汉《缁衣》乃是综合各种战国版本的善本，而竹简《缁衣》仅是上述版本中的一种，或其外的一种。当然，二者也可能具有先后的传承关系。上述诸种假设，皆因为我们无法见到战国秦汉时代其他版本形态的《缁衣》，而付之阙如，仅仅是几种“机会均等”的可能。由此，在篇的层面，多数文本是具有流动性的，其时代、传承、正讹等很难判断，尤其不能以出土文献为准来“约束”传世文献，反之亦然。故而篇的年代适用限度不好确定，多数具有很宽阔的内容空间，无法作为某一特定年代的材料来使用，同时也无法通过一两条问题的考证来确定整篇的年代。进一步言，从方法论意义上看，篇只能作为长时段适用文献来认识和使用。二十世纪以来，古书年代问题之判断，多以篇为基本单位，是有很大问题的。 比篇再小一级的文献类型是章。章是刘向校书时对一些组成篇、具备独立性的文献片段的称呼，它们是刘向校书时最小的单元，也是古书互见的最常见形式，更是出土文献中最基础的类型。小的章，可以有几个字，如郭店楚简的《语丛》、马王堆汉墓的《称》和《说苑·谈丛》，都是一些格言谚语，形制自然短小。大的章，也可以有千字以上，如《左传》《战国策》中的一些详细的叙事片段。刘向《列子叙录》《晏子叙录》《说苑叙录》等书录，述及其校书之详情，从中可见章是他雠校诸子经传文本时的最小单元(29)。此点亦略见于《汉书·艺文志》。如《孝经古孔氏》一篇，班固注：“二十二章。”(《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18页)《孝经》一篇，“十八章”(《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18页)。《公孙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25页)《羊子》四篇，班固注曰：“百章。”(《汉书》卷三○《艺文志》，第6册，第1726页)《铎氏微》虽无注，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30)可见《汉志》所载《铎氏微》三篇亦由独立的数十章组成。故知章确为刘向校书之最小单元，实亦为《汉志》标著的最小单位。其次，传世诸子传记多有互见文献，几乎全为章的互见。如《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韩诗外传》与《说苑》《新序》，是战国秦汉之际文本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组，其互见文献就几乎全部是以章的形式存在。汉前传世文献，除了《易经》《尚书》《诗经》《仪礼》《周礼》《春秋》《楚辞》等少数经典文本外，绝大多数的诸子传记都是以章为基本意义单元构成全书的。再次出土文献多为独立的短章。马王堆汉墓帛书、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并没有分章，但郭店楚简出土古书部分文献有分章号、分篇号、句读号、重文号等，如《老子》甲乙丙组、《太一生水》《缁衣》等篇均有分章号。美国学者夏含夷《重写中国古代文献》(31)、艾兰《关于中国早期文献的一个假设》(32)均依据出土文献做出了中国早期文献最初以短章的方式流传的推测。 综合出土传世文献之情况，可以判断古代文献流传中，章的确很可能是最小的单位，至少大部分的诸子传记，其各篇的构成单元是章。刘向校书有时乃是从各部分《晏子》书或《列子》书中，把相关章节搜罗齐备，再做篇的整理。在章这个单位的文献上，年代的构成可能比较单纯，其主体内容被改造的情况不会很多(33)。 因此章是年代属性相对单一的文献类型。在抄写流传过程中，同一内容的章也会发生更改或变异，但因为独立短章是战国秦汉古籍之间互见记载最为常见的形式，因此它依然可以在相互比勘中“识别”出年代特征。就此而言，章是可以被视作闭合性文本来对待的文献形式，其年代的适用限度最为狭窄、单一，因此最适于作为某一特定年代研究的有效支点。但问题是，现存文献中的那些章，还是作为书或篇的内容而存在的，它们在研究中的独立意义至今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可以说，我们是否受到了西汉学者文献整理的束缚，关键取决于研究者使用文献的层级是否合理。或有疑问：西汉学者在文献整理中是否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了章的改定之中?若是这样，章岂非也变成了流动性的文本?此虽有理，但亦无需过分存疑。原因有二：其一，西汉学者改动章的内容确有其事，如《列女传》中的那些故事，多数被刘向做过细微的改动，但这种主动的改动却并不发生于其校书过程中。刘向校书往往以保存古文献为主要的目的，其改动多为一些明显的误字，如《战国策叙录》就叙述过一些。但对于记载互异的同一故事或论述，他往往并存之，如《晏子》第七、八两卷就是由与前六卷有互见亦互异的一些章组成，刘向保存这部分文献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这些异载失传。同样，其所编《说苑》中，往往同时保存一个故事的多个版本，大约也出于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刘向等西汉学者整理文献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创造一个个旧文本的新变体，而是要复制旧有的文本，其校雠的目的往往是要还原文本的理想的原貌，而非人为修补文本的破碎之处。就其时代来说，尽可能复原战国文本的尝试还是颇为可行的。其二，虽然存在流传中有意无意改动的情形，但因为战国秦汉文献之间互见的章非常多，大多差异很小，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基础内容的了解。对于那些有异载的章，因其短小，亦可比较容易通过勘对而发现文本背后的早期面目和思想景观。 总之，在不同的文本层面，文献材料的适用限度有所区别，研究者应该具有非常明确的自律意识，在书、篇、章的不同层面使用不同的问题方式和研究策略，以确保其研究目的之明晰，研究过程之有效和学理之严谨。 当我们将章纳入研究视野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与年代有对应关系的学术与文学的史的基础。若非如此，则只能将战国至西汉晚期视作一个长时段，那些出现于此间的作为书或篇存在的文本，面对的将是这一个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时期，而不能将《汉志》所“固定”的每一部书对应它的“作者”所属的时代。它们文献的有效性或适用性因此变得极为宽泛。 若有意识的以章为基点开始战国秦汉研究，那么，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必然应运而生，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基础也将会得以重建。由此在《汉志》的粗线条之下，诸文本因为章的存在而呈现出新的知识之网，新的研究的可能性也会纷纷出现，这或许是对《汉志》的超越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