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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秦汉学术史研究中的《汉志》主义 章学诚《校雠通义》曰：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9) 章氏谓千百年以来得刘向父子校雠之形者多，而得其神者少，其神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义也，此非深通《汉志》者不能得。而作为确立典范的《汉志》，一直是历代文献整理与学术辨章的首要参考对象。中国人对周秦汉学术史的理解，刘向父子所垂示的结构是主要的法门之一。特别是关涉到先秦乃至西汉学术时，《汉志》图谱更是绕不开的关键。可以说，我们今日借以描述先秦学术的核心观念和形式，依然处于刘氏父子的规范之内，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即其他可能的理解是被无意中排斥的，因此当我们看到蒙文通“晚周史学三系”的新划分之时，会有极为新鲜的感觉。 故《汉志》影响于后世学术，最为根本的地方在于，它几乎成了我们描述周秦汉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基础结构”。即我们在无意识地使用《汉志》的基本结构来重建周秦汉的文学与思想，而没有明确意识到其图书分类的性质，以及其内在的文本变迁问题。而考镜源流之术，本质上是一种“图像化”学术史的方法，即将学术史想象成类似于河流的形式，有源头，有主干，亦有分支，每一学术个案，均可由此被纳入一个流动的传统当中，并在这一传统中获得意义。这是一种有效且明晰的方法，但因其几乎是唯一的方法，因此其自身的适用度及局限应予反思。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在其《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提出了五对概念，形成其犀利的风格学主张，用以剖析绘画、雕塑和建筑，它们是：线描和涂绘，平面和纵深，封闭形式和开放形式，多样性和统一性，明晰和朦胧(20)。这五对概念，我们借用过来，各取其一，略作转化，正好代表了《汉志》在传统学术思想史中的形象，以及我们超越《汉志》的五种维度和可能。 其一，线描和涂绘。刘向校书的种类划分原则，经刘歆《七略》的整理而成熟。《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的这种基本架构，将刘向整理过的图书分作“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类，并将《七略》中的总纲“辑略”分散插入六略之内，这很像是毛公做过的事，即把《诗序》分散置于《诗》的每篇之首。如此一来，原来混乱的秘府藏书，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同时，作为整体的前代文献，以及这些文献所代表的知识，开始出现了源流清晰的线状图谱。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图书的分类和整理，更有利于所有“可能的阅读者”的理解。 当然，刘向完全可以不按照学术特性来分类，而是依据时间或地域特性来分类，如此，就会有另外两种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汉志》面目：层叠式的文献层结构，或地域性的知识群落平面布局。事实上，类似的尝试有不少前辈做过，如蒙文通先生关于晚周史学三系的辨析，就是最为学者熟悉的此类研究之一。就目前所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而论，以时间标尺划分出先汉各历史阶段的文献层，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但又并非全无可能，毕竟《汉志》所载文献之间，总体上还是有时间上的先后，比如战国晚期的文献，在《汉志》中就比较容易识别。而以地域论，则相对较易，甚至不比以学术特性分类为难。刘向之所以使用学术特征来梳理秘府图书，主要在于这是一种战国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分类观念，《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论六家要旨》等文献，均以学术特性为分类标准，这说明，战国时代学派的存在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至西汉此风犹存，故以此为标准作图书种类的划分，于刘向而言，自然是最合理的选择。 刘向在学术分类基础上，有意嵌入了“考镜源流”的方法，使得其描述更加具有线条的特征。若仅以学术特质分类，每一部分文献更像是一个群组，当加入了源流思考，每一个群组内部就有了时间先后的文献排列，这就使得今天的《汉志》看起来，或想象起来，具有一定的线描特点。 在《汉志》式的线描结构中，就单一一部文献来说，其意义的获得，往往需要在时间链条中加以思考，这就是传统学术中特别突出的思考方式，至今仍深深地影响到学术史、文学史的问题方式。但是一部文献或一种思想，不仅仅是时间链条中的一环，它还是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献或思想中的一种，其主要的著述目的，依然可能是满足当日时代之需求，而非建构完善的学术系谱。同时，它也是某一地域文化浸淫下的产物，虽然很多时候学术特质相近的著作或思想，往往产生地域也比较接近，但地域和学派划分毕竟是两个路数，因此线描结构下，地域性也是容易被遮蔽的特点。年代性、地域性仅仅是一部文献所可能呈现的部分特点，还有其他多种可能的特性存在。 其二，平面和纵深。《汉志》书单中的每一部文献，都是刘向整理过后的版本，或者说，就是一个静态的文本，后世人自然会以单一文本视之。然而从传世《别录》佚文细细推敲，事实恐非如此。刘向会在《别录》中特别介绍所整理文本的“作者”以及与此“作者”相关的学术史知识。比如荀子，我们就可以在《孙卿子书录》看到与《史记·荀卿列传》大体一致的内容。这样做，除了可以特别明确文本的学术传统外，还利于规划或确定其“时间位置”“地理位置”以及“学术位置”的归属。《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种做法，虽然不是每一部文献都可以找到“作者”，但却在线描图谱中给予了它“具体的”位置。后来读者，检索《汉志》，自然会参照《汉志》中的位置，来理解某部文献。这个位置是固定的，属于某一“作者”或“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志》书单在时间属性上，是平面的和“即时”的，即每一部文献都被“放置于”某一个固定的点，并因之“扁平化”，以适应其位置的即时性。 然而《汉志》上的每一部书，都是一个过程文本，从其出现到刘向校定，有的绵延数世纪，甚至有多个不同系谱文本的系统，比如《周易》，《左传》中的引述已见今本《周易》之仿佛，但《左传》中所使用者又与今本不同。从《汉书·儒林传》等传世文献以及新近之出土文献来看，至西汉时，尚有多个《周易》文本系统，卦序、《易传》等差异极大。每个文本系统之内，文本也是在变动当中，多数有增益，如《左氏春秋》就是在不断地增加新材料。但也有渐次删减者，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经张禹删削而成《张侯论》。而像《尔雅》《管子》《战国策》《山海经》等文献，各卷写成时代悬隔，原本就不是一部部预先设计好内容的书。《晏子》《管子》等子书所代表的是某类文献，而非某部书籍。因此，《汉志》书单上的每一部书，其文本之中都埋藏了某种量级或大或小的学术史。从时间属性上看，它们是一卷卷纵深的文本，而非平面的“扁平”文本。 当后代的阅读者依据常规的阅读经验，将《汉志》书单当成一部部静态的、非过程性的文本之时，那些存在于文本纵深之中、生动而富于意义的学术历程就消失了。 其三，封闭形式和开放形式。《汉志》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封闭的形式，或者说它是以一种封闭的形式容纳和规范了前代的文献和知识，并为它们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系谱。系谱本身就是一种封闭的形式。《汉志》六略，以及六略之内的各种知识类型和系谱的划分，不仅使得归入某一类的文献整体被限定或趋向于限定其学术特征，从而具备了一种外加的规定性，也使得每一部具体文献具有向其所在分类的趋同性。这是典型的封闭结构。 此可以《汉志·诗赋略》的分类问题做一说明。《诗赋略》缘何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和“杂赋”“歌诗”五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学术史疑案，困扰着辞赋研究者。有不少学者试图解释其中缘由，但因为文献阙如，多作猜测之语。不论何种猜测，总会有一些道理，也能解释一部分《汉志》分类的原因，或者说可能的原因。但是，不论何种解释，总是要去寻找“屈原赋”“陆贾赋”和“荀卿赋”三类辞赋的内在统一性，即力图发现那些被归入以上三类辞赋作品的统一或相似特征，为《汉志》的归类寻找合理性依据，实质是按照分类之既定事实，去逆推其分类标准。此种做法，首先是以默认《汉志》有统一的分类标准为前提的。这就是《汉志》对我们今天研究者的潜在规范，《汉志》的封闭形式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而非对象。 战国秦汉之时，由于大量公共素材的存在，使得整个知识体系和多数文献呈现开放的形式，虽然学派之间有着相对鲜明的学术主张和风格，但相互之间的交叉亦非罕见。《晏子》《荀子》《太公》《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均呈现出学术、文献取材的开放特征，并没有表现出彻底的排他性。比如《荀子》，《劝学》篇是荀子所著一般没有异议，但是其中的许多论述并非荀子自创，很可能采用了诸家皆用的公共素材。“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一句又见《文子》，署之云“老子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一句，见于《管子》；此篇尚多被其他文献称作“传”或“谚”的语句，如“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等，出于公共素材之可能性颇高。此乃今日可考见者，其他不可考者，想必尚不在少数。上述互见之记载，无法判断孰先孰后，最好以公共素材视之，此种知识背景下的文献，其文本形式上，至少是存在一定的开放性的。而学派之间，也难有泾渭分明的界限。 其四，统一性和多样性。此处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指的是后人依据《汉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汉志》著录文本流传于今日者，六略之中传世比率几乎呈递减状态，“六艺略”内文献传世者占比最高，“诸子略”“诗赋略”次之，“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各自除一两部文献外，绝大多数文献不传于今。故而，本文所指之理解，主要针对前三略而言。 前三略中，情况也不一样。“六艺略”六经每经一编，《论语》《孝经》、小学各一编，除小学类外，各编内均以经文本为中心，下列传、说、记各类，各编所列文本内容，往往比较单一而纯粹，比如《诗》类之《鲁故》，即《鲁诗》之训诂；《论语》类之《鲁安昌侯说》，即张禹之《论语》说。即便如此，经之外，传、说文本的内容也多呈现出多样性和开放性，这从《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和《左传》等文本中，均可看出。“诸子略”“诗赋略”的文籍多数是重新整理的，因此刘向的归类方式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就有一种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上文所及“诗赋略”问题即是一例。 即便前三略的文献排布有较大不同，但总体上的分类安排，还是让后世趋向于按照其分类，以及每类的主题去理解文本的意义。《汉志》的此种安排，无形中把各个古籍文本纳入到了其所属的“意义网”中，后人对其意义的理解往往要受到此无形之网的影响。如此一来，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趋向于从其类属的内在规定性和统一性，而非在一个开放的场域中去发现其意义的多元性。比如《左传》和《老子》，一属“六艺略”之《春秋》类，一属“诸子略”之“道家”类；汉代以后，《左传》之学乃经学之重要领域，而《老子》则为道家及道教之首要经典，各自源流清晰，但罕有交集。然《左传》中所记春秋时代的处世原则、策略等，却与《老子》思想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是一个思想背景下的产物，此可参杨宽《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21)、高木智见《<老子>思想的历史研究》(22)。特别是后者，其第一章《<老子>思想的本质及其背景》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令人信服。同样的，《老子》与《孙子兵法》亦存在类似问题。故而，若将时间限定在某一特定阶段，《汉志》不同分类中的同时段文献，其文本的意义若置于它们共同的、开放的知识背景之下，就会呈现多元的特点。 其五，明晰和朦胧。这是指学术史描述的清晰程度。《汉志》因其线描式的封闭形式，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清晰的学术史画面：六艺为宗，百家争流，诗赋附益，兵书、数术、方技为底色与补充。这是一副井然有序、次第分明的学术流别图。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之中，那些无法判断年代的公共短章，因在各文献之间有互见，故而后人依据《汉志》系谱中的时间线索，很容易划出依附知识流传的图谱，且有“文献依据”。可以说，在《汉志》叙事中，公共素材的存在，使得各文献之间有了潜在的承袭关系。当然，早期文献之间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是必然的，比如《庄子》中的核心思想明显来自《老子》，《淮南子》与《吕氏春秋》颇有渊源，《史记》多采《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等，这种粗线条的文献流传是学术史的基本特点之一，早期文献影响于晚期文本的事实，更是无可置疑。 但是，相较于其他时代，战国秦汉学术史的年代关系就显得模糊和朦胧得多，原因何在?大约可举三端：一者乃因时代久远，文献传世者万不及一，故难有确实之材料可供分析。二者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一大批公共素材为后来文献所用，故战国秦汉文献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前端的公共素材“覆盖”于战国中期以后文本。因为这种覆盖，使得多数同类文献之间存在一类相同或相近的论述，又无专书存录此类文献，故难以判断此类材料在不同文本中的先后，于是那些引录公共材料的文献之间，在一定范围之内，其学术年代关系是模糊的。三者则可称之为末端文本写定的收束问题：刘向所主持的校书写定了诸文本，故而曾经大量流传的公共短章在此时代之后湮灭不见，多数虽然被“固定于”各古籍中，但却无法判断这些互见短章之间的关系了(23)。 总之，继承刘向校书遗产的《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我们了解西汉以前文献与知识情况的主要文本，同时它的文本结构也是规范我们思考先汉问题的“前在结构”。在其规范之下，多层面的、流动的和开放的文本，变为平面的、静止的和闭合的文本，模糊的学术史变成了清晰的学术史。同时学术史“可理解的形式”出现了，它所建立的图像化的学术史叙事范式，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方式之一。 由此，笔者想以“《汉志》主义”这个词来概括历代对先秦学术叙事所秉持的基本规范、结构或者默认体系。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语中以—ism后缀的形式出现，或独立成词(isms)，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的介绍，ism本为希腊文后缀，“在英文里是一个表示行动的名词(baptism—受洗)；一种行为(heroism—英雄行为)；某种团体所具有的信仰与行动(Atticism—雅典风格，Judaism—犹太教)；流派(Protestantism—新教教义，Socialism—社会主义)或是学派(Platonism—柏拉图主义)”(24)，总的来说，主义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大体源出西文，主要用以表示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或学说体系，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而我所谓“《汉志》主义”乃是指我们理解西汉以前学术史时所持的基于《汉志》的学说体系。 《汉志》主义基于刘向父子的校雠之法与叙事结构，它是后人极佳的理解先秦至西汉学术的门径，但也成为了一种理解和表述的“禁锢”，限制了对学术史其他可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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