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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经·大雅》中的五首史诗性作品，《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依据诗歌本身的叙事模式与特点，可以清晰地区分为历史实录型、神话夸诞型和仪式记忆追述型三种。它们的产生，分别关联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形态：《绵》《大明》所展示的清晰的历史叙事，是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的成果；《皇矣》《生民》的神话记忆，是乐官在剥离了记史的职责之后，专注于仪式颂赞，美化和神化先祖的产物；《公刘》则是在宣王不藉千亩的背景下，公卿大夫通过复现仪式活动所承传的模糊的历史记忆献诗以谏的产物。因此，周民族关于先祖的历史记忆，存在着一个建构的过程。在乐教占主导地位的西周时代，由乐官主导建构起来的后稷诞生、公刘重农、文王受命的历史记忆，反过来影响了后世史家的历史叙事。《史记·周本纪》关于周族发展史的历史叙述，便是史官接受乐官文化影响的结果与体现。 关 键 词：《诗经》/史诗/叙事/历史建构 作者简介：马银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经·大雅》中有五首诗，被20世纪以来的学者称为周民族史诗性质的作品。依据所记历史人物的先后顺序，这五首诗分别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把它们分别称为后稷传、公刘传、古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认为“把这几篇合起来，可成一部虽不很长而亦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1]。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学人，每当涉及中国文学中的史诗问题时，人们经常列举它们为代表。但是，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诗歌的史学价值，却没有人作过深入研究。笔者在重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讨论的问题，兹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作为立论的基础，本文拟先对五首作品的内容与叙事特点作一集中的分析与比较。 一、对《生民》五诗的历史比较分析 1.《生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这是一首神话色彩和意味都十分浓厚的诗歌。诗歌着力描述了姜嫄怀孕的不同寻常、后稷诞生的种种神异以及后稷成长过程中特殊的农业才能。这显然不是基于史实的实录。而且，出现在诗中的“上帝”，已是一种具象化的存在，在安享祭品的歆香时，可以发出“胡臭亶时”的感慨，具有十分鲜明地想象色彩。“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追述痕迹，与后世造作的特点。 再来看看《史记·周本纪》对后稷事迹的记录：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史记》对于后稷的记录，除了帝尧举弃为农师来源于《尚书》等其他史料之外，关于弃出生成长的故事，基本没有超出《生民》所架构的记忆范围。这似乎可以说，《生民》很可能是司马迁所能依据的记录后稷诞生、成长事迹的唯一的史料来源。 2.《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迺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诗歌对于公刘事迹的歌颂，主要集中在他带领周人迁居豳地、开疆创业这件事上。诗中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细节的描述，如“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于是言言，于是语语”等。可是，即使有这样的细节，整首诗对公刘史事的叙述仍然表现得语焉不详。诗歌既没有说明迁徙的原因、时间、地点，也没有叙述迁徙的路线与行程。那么，司马迁的《史记》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呢?《史记·周本纪》云：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史记》对于公刘史事的记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他的“务耕种，行地宜”。其中超出《公刘》叙述范围的信息，是出现了漆、沮两个地名。而这两个地名，可以明确肯定来自于《绵》。这就是说，《史记》也没有提供更多超出《诗经》史料的历史细节。由此推论，《诗经》很可能是《史记》记述公刘史事的唯一史料来源。在这一点上，《公刘》和《生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诗歌本身，从中寻找叙事简略的原因。如前所言，《公刘》有非常详细的细节描述，但这些细节都不能提供历史叙述应有的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诗中地名，除了豳、渭之外，其他的指向性都很不明朗，如百泉、溥原、南冈。这种模糊性，与上述对于人物行为、动作、声音乃至佩饰的详细描述放在一起，就让整首诗歌表现出了鲜明的表演性与现场感。因此，结合《诗经》时代文化传承的不同方式，与其把《公刘》定位为历史叙述，不如说，它是对仪式歌舞活动所展现的历史记忆的传述与复现。仪式歌舞所展现的就是原本非常模糊的历史记忆，那么对于模糊历史记忆情景展现的再一次转述，自然不会提供更为详细的历史细节。 3.《绵》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公刘》记事的模糊性在《绵》诗中一扫而光。该诗详细地记述了古公亶父迁岐、建都的整个过程。从诗歌叙事截止到文王断虞芮之质，以及诗歌直称“古公亶父”的情况来看，诗歌的创作时代应该在武王克商、追王烈祖之前。 《绵》诗的记史已然远较《生民》与《公刘》详实，那么《史记·周本纪》呢?《周本纪》云：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很显然，这一段记事较《绵》更加丰富、详细，其中出现了不少超出《绵》诗内容的实录性细节。但总体而言，《绵》与《周本纪》的叙事，都是在同样的历史框架下进行的，诗与史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4.《皇矣》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皇矣》歌颂从太王到太伯、王季以至文王获得天命庇佑的历史，尤其着力歌颂了文王伐密、伐崇这两件大事。诗中出现了一位崭新的形象，这就是上帝。在《绵》诗中，没有出现“帝”或者“上帝”，在《大明》中，“上帝”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但在《皇矣》中，上帝不但是活生生的形象，而且有思想、有行动、有命令。文王不但是上帝所钟意的王位继承者，而且直接接受上帝之命，才有了伐密、伐崇的战争。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实录。通过神化祖先来歌颂其伟大功绩，就让《皇矣》和《生民》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生民》和《皇矣》表现出了既不同于《公刘》，也不同于《绵》的特点。 5.《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大明》延续了《绵》写实的手法，通过追述王季、文王两代人成功的婚姻，歌颂了武王伐商的胜利。诗中虽然出现了“上帝”，但“上帝”是观念化的存在，并未影响记事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明》和《绵》都是对历史的实录。但是，在与《史记》记事进行比较后发现，《大明》与《绵》的历史叙事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绵》诗记事完全符合《史记》的叙事线索。也就是说，乐歌的记史与史家的记事有内在的同一性。《大明》当中的史事，唯有被一言带过的武王伐纣，得到了史家极为详细的记录，而被诗着力歌颂的王季与文王的婚姻，在史家笔下却无足轻重。《周本纪》仅在叙及古公亶父传位少子季历时提了一句：“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武王之母太姒更是不见于《周本纪》，只在《管蔡世家》叙述管、蔡出身时言及。由此可知，《大明》记事虽为实录，却表现出了与史家记事完全不同的、主于颂赞的叙事取向。 通过上述分析，《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这五首作品，依据诗歌本身的叙事模式与特点，实际上可以清晰地区分为三种类型：(1)历史实录型：《绵》《大明》；(2)神话夸诞型：《生民》《皇矣》；(3)仪式记忆追述型：《公刘》。这三个类型反映在《诗序》上，也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区别：“《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追究文王、武王兴周的缘由，“《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解释二诗的目的，一为“美周”，一为“尊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公刘》被定性为献诫之诗。同样被视为周民族史诗性质的作品，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与属性，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并进而追问：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追索原因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发现《绵》与《生民》存在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矛盾：《绵》把周民族的历史记忆追溯至居于沮水、漆水时期，而《生民》则把周民族的历史追溯到了始祖后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其间是否反映着周人历史意识的转变?在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中，笔者终于发现，周人的历史意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相对漫长的建构过程。兹一一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