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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族的历史建构以及乐官文化对史官叙述的影响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而言，随着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而建立起来的史官系统，是周民族有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开始。因此，歌颂古公亶父的《大雅·绵》，仅把“民之初生”追溯至“自土沮漆”的时代。而居于沮、漆，正是古公亶父历史的开始。古公亶父率领民众自豳迁岐，才结束了“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穴居生活，并由此开启了“作五官有司”，“俾立室家”的周族文明史，也才有了史官笔下周民族开始壮大的历史记忆。因此，后世所记述的周民族的发展历史，存在着一个建构的过程，《诗经》中这五首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分别关联于这个建构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实录为特征的《绵》与《大明》，展现出了清晰的历史叙事，是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的成果；以神话夸诞为特征的《皇矣》与《生民》，是乐官在剥离了记史的职责之后，专注于仪式颂赞的需要，对先祖的美化与神化，是周代乐官在想象中建构历史的产物；记事模糊而仪式性突出的《公刘》，则是在宣王不籍千亩的背景下，公卿列士中的有识之士，通过对仪式活动中所展现的公刘相地宜、务耕种的模糊历史记忆的追述，警戒当政者重农务本的政治讽谏的产物。借助于仪式讽谏，《公刘》成为周民族历史构建过程中，五首史诗性作品中最晚出现的一首。 可以说，后稷的诞生神话与文王的受命神话，以及对公刘的追忆，都是在乐官的主导下逐渐建构起来的。因为不受史官“持中”精神的制约与限制，在叙述的真实性上均无法深究。但是，在乐教文化占主导的西周时代，由乐官建构起来的周民族先祖的历史记忆，又反过来影响了后世史家的历史叙事。于是，在《周本纪》中便出现了“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周道之兴始自公刘，以及“文王盖受命而称王”的记载。从根本上而言，周民族的历史记忆，存在着一个建构的过程，《诗经》中的五首史诗性作品，是这个建构过程中阶段性的成果与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