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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四言”是上古“雅言”中普遍共用的一种句式，而其文学形态则主要呈现于《诗经》之中。汉代四言赋拟效《诗》“四言”，但却去除了《诗》四言的“雅正”风格，而出之以“游戏之言”。四言的“雅言”传统，被以赋为代表的“直言”传统赓续，由此带来了文本载体句式的变迁，突出征象是汉赋用《诗》将“四言”改造为“五言”“七言”和“六言”骈化。赋“直言”情事，在“诵”的音节与“事”的敷陈上具有改造《诗》“言”的卓越能力，同时又必须遵从儒家经典的“直言条约”，将“大义”敛藏于“微言”之中。“直言”的语序化与“雅言”的礼制化矛盾难以融合到“微言”的话语模式中，五言、六言、七言在逐渐“排偶化”的过程中便会“最坏赋体”。 关 键 词：《诗经》/汉赋/雅言/直言/微言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项目编号14CZW0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思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过论文《一个被遮蔽的语体结构选择现象——论汉赋用〈诗〉“〈诗〉曰”的隐去》等。 桐城方苞谓“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究其原因是“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①；后来，康有为通观古今文学演变后也说“古者惟重言语，其言语皆有定体，有定名”，而“自秦汉后，言语废而文章盛，体制纷纭，字句钩棘”②，二人所说均揭示出了在先秦两汉间潜藏有一个从“言”到“文”的传统。至汉代，《诗经》学为一代之学术，汉赋为一代之文学。章学诚谓“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三代以后，文章之用，莫盛于《诗》③。“六经”之中，唯独《诗经》属于后世所谓纯文学的范畴，汉赋作家浸润《诗经》既久，必潜移而默化之。朱光潜在《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一文中指出：“中国诗走上‘律’的路，最大的影响是‘赋’。……它本出于诗，它的影响却同时流灌到诗和散文两方面。诗与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要懂得中国散文的变迁趋势，赋也是不可忽略的。”④汉赋在从《诗》之“雅言”到五、七“言”诗以及六“言”骈文的转型中，起到一个重要的媒介作用，而从汉赋用《诗》的角度加以探索，“言”的转换形态当更为显明⑤。 一 雅言：从“四言诗”到“四言赋” “言”的文学形态首先呈现于文本的当以“雅言”传统最为显见。《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目前所知“雅言”一词的最早出处。对这一句话的理解，争论颇多，要有三端：一是汉孔安国云：“雅言，正言也。”郑玄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礼不诵，故言执也。”南北朝皇侃云：“‘子所雅言’者，子，孔子也；雅，正也。谓孔子平生读书，皆正言之，不为私所避讳也。云：‘《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者，此是所不讳之书也，《诗》及《书》《礼》，皆正言之也。”⑥此皆释“雅言”为“正言”。综上诸家所论，可将这句话标点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二是宋程颢认为：“雅，雅素之雅。礼，当时所执行，而非书也。《诗》《书》、执礼，皆孔子素所常言也。”故可标点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三是方以智认为：“执礼，乃蓺礼也。……古称六经，亦谓之六艺(藝)，此之雅言，或是《诗》《书》《礼》《乐》耳。”⑦故可标点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以上三种争论，要在“雅言”与“执礼”二词的理解上有所不同。首先，“雅”字，当作“正”解，不应作“素、常”解。将“雅”训为“素”者，《史记》“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句，最早是唐司马贞《索隐》：“雅，训素也。”⑧而训“雅”为“正”者，古已有之，如小“雅”、大“雅”、尔“雅”，都训为“正”。刘熙《释名》谓：“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论语》纪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⑨《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也是如此，刘台拱即谓：“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⑩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周室西都，当以西都音为正。平王东迁……而西都之雅音固未尽废也。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故郑以为义全也。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11)“雅言”意在“正音”，从而“正义”。其次，这里的“礼”，既指《礼》书，也指礼事，关键在于其所言的“文”。清戴望《戴氏注论语》云：“执礼，谓持《礼》书诏相，礼事也。《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读《礼》书，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于此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必皆雅言也。《诗》《书》或诵读，或教授弟子，礼则执文行事而已，故别言之。”(12)所以，这句话我倾向于标点为：“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为何孔子说“雅言”仅提到《诗》《书》和礼，而不言及其他三经呢?宋人陈祥道解释说：“不言《诗》《书》，则无以教人，不言礼，则无以明分。故子所雅言者，《诗》《书》也。执而不敢议者，礼也。言《诗》《书》而不及《乐》与《春秋》《易》者，盖德不全者，不可道之以《乐》；志不定者，不可发之以《春秋》；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易》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亦犹是也。孔子之于言，有所雅言，有所不言，有所罕言，其趣虽不同，亦各适其理而已。”(13)宋人从义理角度加以阐发，有一定的道理，但从适用性角度来说，还是因为“言”。《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4)《尚书》的作用就在于立言而“号令于众”。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其原因如钱大昕谓“惟《三百篇》之音为最善”(15)。就礼的执掌情况而言，也是如此，《周礼·秋官·大行人》有云“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行人是周王朝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他们的使命是上京师学习言语，到民间搜集方言、民歌，使之“雅正”，成为标准音、共同语。又《周礼·春官·大师》载其职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郑玄注云：“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16)《诗》之“六义”，皆明其“言”的功用，而其执掌者，皆从事“雅言”教化。所以清人宋翔凤认为：“《诗》《书》为古人之言与事，固必以雅言。若礼，则行于当时，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陈之，故曰‘执礼，皆雅言也’。是三者，为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闻，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则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故《尔雅》亦不释也。”(17)《诗》《书》和执礼，皆是以雅音辨言，从而正义。 在《诗经》《尚书》中，“四言”是上古“雅言”中普遍共用的一种句式(18)。挚虞《文章流别论》谓：“《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9)《诗》之雅音，贵在四言，“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20)，这其中潜藏着一个从“音”由“言”而“体”的过程。“四言，虽古歌谣多有，要以仿《葩经》体者为正格”(21)，“然雅者之韵，以四言为古，其余古风、长短、歌行，虽备曲折之体，若谓之雅音正体，则未也。”(22)《诗经》中的“四言诗”是四言古诗的正体，成为后世“四言诗”之祖(23)。 汉代，“四言诗”也渐有创作，如韦孟《讽谏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其尚可“继轨周人”，但“其辞多诽怨，而无优柔不迫之意”(24)，“不过步骤《河广》一章耳”。汉代毕竟是“诗思最消歇的一个时代”(25)，四言诗更少，据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汉诗》统计，文人四言诗西汉11首，东汉27首(26)。但“四言赋”的创作却如火如荼(27)，据费正刚等《全汉赋校注》统计，汉代几乎全是四言的赋作有79篇，西汉如枚乘《梁王菟园赋》《柳赋》、邹阳《酒赋》《几赋》、公孙乘《月赋》、公孙诡《文鹿赋》、孔臧《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刘胜《文木赋》、司马相如《美人赋》、扬雄《逐贫赋》《酒赋》、刘歆《灯赋》、班婕妤《捣素赋》等；东汉如傅毅《舞赋》、李尤《平乐观赋》、张衡《冢赋》《舞赋》、马融《长笛赋》《围棋赋》、王逸《机妇赋》、张奂《芙蓉赋》、赵壹《穷鸟赋》、蔡邕《青衣赋》《短人赋》《团扇赋》、张超《诮青衣赋》等(28)。有些骚体赋除去“兮”字，也是四言赋，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等，宋人晁补之即认为：“昔贾谊《鵩赋》句，皆如诗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属之，至《谊传》乃皆去兮字，则与诗箴何异?”(29)还有一些散体赋，其中也有大量四言赋句，如枚乘《七发》写美食、车驾、音乐、波涛；司马相如《子虚赋》写云梦情状、楚王田猎、美女歌舞；班固《两都赋》写宫室、娱游；张衡《两京赋》写田猎、美女、娱乐、百戏表演等。 综上，从赋篇名即可看出：“四言赋”多是怡情(或咏物)小赋，或是用于在散体赋中描写宴饮、歌舞、娱乐、游戏等享乐的场景，即“西京角觚、东京大傩，无关巨典”(30)。四言在赋中扮演的是“游戏之言”的角色。相反，散体大赋中写典章制度、帝王功业、祭祀典礼等“雅正”主题的内容，多以散言出之。这与汉代“四言诗”不脱《诗经》藩篱的情况不同，“四言赋”承担起去除《诗》“四言”的雅正传统的责任。明杨慎在《四言诗》一文中有云： 刘彦和云：“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锺嵘云：“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刘潜夫云：“四言尤难，三百篇在前故也。”叶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极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诗，虽文辞巨伯辄不能工。”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方元善取韦孟《讽谏》云：“‘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以为使经圣笔，亦不能删。”过矣，此不过步骤《河广》一章耳。予独爱公孙乘《月赋》：“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礼乐，我有衣裳。”张平子《西京赋》：“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天命不慆，畴敢以渝。”……其句法意味，真可继《三百篇》矣。(31) 汉代，四言诗的创作“文繁而意少”，诗体短小局促，而四言赋的创作是异军突起，打破《诗经》雅言传统，整体成就诚如杨慎所言，超越了同时代的四言诗。 汉代纯四言赋创作最为突出、且与《诗经》联系最紧密的，是扬雄《逐贫赋》、蔡邕《青衣赋》、张超《诮青衣赋》。清人浦铣即已指出这一特征，谓“赋四字为句，起于子云《逐贫》，次则中郎《青衣》……”(32)蔡邕《青衣赋》有云“《关雎》之洁，不蹈邪非……展转倒颓”，用《周南·关雎》及其中“辗转反侧”句。“昒昕将曙，鸡鸣相催”，语出《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河上逍摇，徙倚庭阶”，语出《郑风·清人》：“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语出《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张超《诮青衣赋》是针对蔡邕《青衣赋》而作。蔡赋描写的是妩媚动人、聪明伶俐而举止又合乎礼仪的青衣婢女形象，言辞中充满了对青衣女的歌颂与依恋。此赋一出，立刻遭到张超的强烈斥责，作《诮青衣赋》讥刺蔡邕“志鄙意薄”，而斥责的手法居然也是仿照蔡邕，广引《诗》辞，从而“正义”。如赋云“彼何人斯，悦此艳资”，语出《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郑笺》：“何人者，斥谗人也。贱而恶之，故曰何人。”这里用《诗》辞，“彼”即是指蔡邕，有刺蔡邕谗人之意。又赋云“高冈可华，何必棘茨”，语出《周南·卷耳》“陟彼高冈”。《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毛传》：“兴也。墙，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扫去之，反伤墙也。”《郑笺》：“国君以礼防制一国，今其宫内有淫昏之行者，犹墙之生蒺藜。”张赋盖用《诗》的比兴义，以“茨”讥讽青衣女的卑下，从而否定蔡邕赋中的“青衣”女子形象。 扬雄《逐贫赋》对《诗经》的语言与风格的拟效尤为突出，赋云： 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或耘或耔，沾体露肌。……舍汝远窜，昆仑之巅；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昔我乃祖，宗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桀跖不顾，贪类不干。……誓将去汝，适彼首阳。”(33) “终贫且窭”，语出《邶风·北门》“终窭且贫，莫知我艰”，扬雄拟效《诗经》语句，将“窭”与“贫”二字倒置，有忧贫忧道、以贫为病之意，正因为如此，才有下文的“呼贫与语”的逐贫之词。最终贫又说服了扬雄，与贫游息，不再怨贫。“或耘或耔”，语出《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毛诗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赋用此语，毫无刺意，仅指自己耕作艰辛。“翰飞戾天”，语出《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陟彼高冈”，语出《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小雅·车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语出《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鄘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以及《小雅·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沉载浮”。以上三处拟效《诗》辞均是表明贫不畏艰险，执意跟随扬雄沉沉浮浮，意甚决绝然。“岂无他人，从我何求”语出《唐风·杕杜》“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故”，以及《王风·黍离》“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赋中拟效《诗》句而成呵责之词：难道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跟随，不知你跟我能获得什么?“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语出《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禄如茨”，以及《小雅·谷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赋借贫之口拟效《诗》辞而批评扬雄对待贫的态度有失公允。“贪类不干”，语出《大雅·桑柔》“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拟效《诗》辞说明贪婪不善之人是不会冒犯贫这样的人。“誓将去汝，适彼首阳”，语出《魏风·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言贫决意离开扬子而与伯夷、叔齐二子隐居之词。通观《逐贫赋》，全以四言构篇，共有八处拟效《诗》辞，涉及《甫田》等十四章，《逐贫赋》整个就是一篇“集《诗》句赋”。(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