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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言：汉赋对《诗》之“四言”的改造 四言“雅言”，重在正音、正义，节奏舒缓。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四字密而不促”，四言往往是二言加二言形成，其节奏为二二型、一二一型、一三型(34)。从乐理上讲，古诗歌四言，一般都是要协于音律，而古乐歌缺少“角”音，《徐司马銮议》谓：“四声为经，即一宫一徵，一商一羽，声止于四，故不及角也。……古诗歌多四言，疑无角声，以此盖四声之虚角，亦犹三乐之藏商也。以宫商角徵羽为次，宫可含商，以宫徵商羽角相生为次，则角声半清半浊，行乎其中，合之则无不备矣。”(35)“四言”作“四声”，音最缓，因为“诗以声为主，而声又倚于辞，辞简则音希，然太简则反促，辞舒则音缓，然太舒则又靡曼，风雅诸什，皆四言，声辞得中，不疾不徐，所以为雅”(36)。这一点，也得到了近代学者顾颉刚等的认同(37)。《文心雕龙·章句》中接着又说道“六字格而非缓”，六言行文比较舒展，因其在第二个二言即收束，故不缓慢。明人陆时雍在《古诗镜》也谓：“音节亦诗中一事，四言则致婉，五言则意直，七言则情畅。”(38)五、七言的音节也走向畅、直路向。以《诗经》“四言”为代表的“雅言”传统，因“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39)，逐渐被以赋为代表的“直言”传统所取代。 赋家何以能承担起“直言”的文学传统?首先，“赋”的特质在于“直言”。《周礼·大师》郑玄注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也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什么是“直言”?王芑孙《读赋卮言》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其旨不尚元微，其体匪宜空衍”(40)，“直言”的焦点在于“旨”直与“体”实二端。明兴献帝《阳春台赋》序云：“宋大儒朱晦庵先生疏《毛诗·葛覃》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清人浦铣最爱明兴献帝这段话，认为“此即卜子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义也。赋者，古诗之流，古今论赋，未有及此者。旨哉言乎!旨哉言乎!”(《历代赋话校证》，第377页)赋是“古诗之流”，它的“直言”特质源自于《诗》。其次，赋家身份的变迁，从春秋“行人之官”的“赋”诗到汉代“言语侍从”献“赋”，与之相应的是赋从“动词”向“名词”的转变，且动词“赋”的内容即是《诗》之“雅言”，而名词“赋”指“敷陈其事”的“直言”。无论是“不歌而诵谓之赋”，还是“瞍赋矇诵”，抑或是春秋行人之官的“赋诗言志”，“赋”都是作为动词，皆是“言”，“雅言”。近人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尊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41)又刘师培谓：“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42)《汉书·艺文志》：“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这又将与“诗”并列的名词的“赋”，与“行人之官”联系起来。至汉代，从事名词“赋”创作者是“言语侍从之臣”，《两都赋序》谓：“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无论是春秋行人之官的“赋”，还是汉代言语侍从之臣的“赋”，都是“言”的文学传统的彰显，诚如刘熙载谓： 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43) 不管是“讽谏”，还是“言志”，皆重在“言”，然不同的是“言”的方式，以及由此带来了文本载体的句式变迁。与《诗》“歌”的合乐演奏的特征不同，赋是“诵”(44)，《周礼》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因此也需要有适合自己体式的语言结构。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先秦典籍及两汉史传、奏议、子书等引《诗》，经常使用“《诗》云”“《诗》之谓也”“《诗》所谓”“周诗曰”“卫诗曰”“周颂曰”“鲁颂曰”等“《诗》曰”类符号，假言以自重。而汉赋用《诗》440例，凡是以“赋”名篇的赋作，用《诗》均将“《诗》曰”类标志隐去(45)。汉赋将“《诗》曰”隐去，就打破了《诗经》固有的“四言”传统，逐渐向“五言”“七言”和“六言”骈化发展。 汉赋用《诗》440例，“四言”五言化的有11例，如司马相如《美人赋》“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化用《卫风·氓》“乘彼垝垣，以望复关”；班固《东都赋》“制同乎梁驺，谊合乎灵囿”，化用《召南·驺虞》和《大雅·灵台》“王在灵囿，扈鹿攸伏”句。“四言”七言化的有6例，如蔡邕《述行赋》“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颓以玄黄”，化用《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张衡《思玄赋》“天不可阶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飞”，化用《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静言思之，不能奋飞”(46)。总体而言，将《诗经》“四言”五、七言化不是很普遍。 汉赋用《诗经》“四言”的“六言”骈化率很高。在汉赋用《诗》440条中，将“四言”转化为“六言”的，有103条，骈化率近乎四分之一，而汉赋用《诗》“取辞”共260条，这样，近一半的“取辞”都采用骈化的方式完成。其次，“四言”骈化的使用，西汉21条，东汉82条，东汉远高于西汉，《诗经》中的同一首诗，在西汉用诗篇名或“四言”，而在东汉却骈化成“六言”使用，如《召南·甘棠》诗，两汉赋共用此诗3次：西汉扬雄《甘泉赋》有云“函《甘棠》之惠”；至东汉李尤《东观赋》：“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厓之敞座，庇蔽茅(“茅”当作“芾”)之甘棠。”王粲《柳赋》：“嘉甘棠之不伐，畏敢累于此树。苟远迹而退之，岂驾迟而不屡。”皆化用此诗中四言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句四言为六言。又如《小雅·伐木》有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一诗句在西、东汉各有一次化用，西汉刘安《屏风赋》“惟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仍是四言句式；东汉王粲《鹦鹉赋》“声嘤嘤以高厉，又憀憀而不休。听乔木之悲风，羡鸣友之相求”，全变成六言句式。而且，至东汉，四言骈化更为工整，甚至出现完整的“六四”句式，如傅毅《洛都赋》“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直接在《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的第一句“四言”前加上两字，骈化意识显而易见。 再次，以西汉赋用《诗》最多的扬雄和东汉赋用《诗》最多的张衡为例，做一比较。扬雄赋用《诗》共26例，其中“取辞”17例，多是用“四言”句式，仅有一例六言骈化：《长杨赋》“听庙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化用《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祐。……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句式。张衡赋用《诗》共114例，其中取辞71例，将“四言”骈化为“六言”的有32例，骈化率近一半，远高于扬雄赋用《诗》的骈化率。 汉赋用《诗》的“直言”传统，除了将格缓的“四言”变为格快的“六言”外，还有意变换《诗》情的“婉约”为赋的“意直、情畅”“直言无隐”(47)。“诗缘情而绮靡”，赋由“体物”走向“缘情”一路，甚至走向“言志”之途，这与汉赋用《诗》的“直言”化改造密切相关。 总之，在由赋向骈文的过渡过程中，汉赋家将“四言”骈化为“六言”的创作实践，无疑为后代的骈文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声韵规律。宋人胡寅《致堂读史管见》有谓：“声韵四六本于辞赋。”(48)近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也说：“赋既有这样压倒性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骈体出于辞赋。”(49)从汉赋用《诗》“四言”到“六言”的骈化来看，这种文体转换的印迹尤为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