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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虚拟现实与场景再现 从增加地图中的标注，到虚拟呈现，走的是一条由宏观到微观之路，所要关注的点(城池、郡邑、建筑等)，越来越趋向具体而微。这一愿景的实现主要依靠虚拟现实(VR)，所谓虚拟现实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模拟三维空间，让使用者如同身历其境，可以无限制地观察、“感受”这一空间内的所有事物。 虚拟现实最初主要应用于医学实验、军事航天、工业仿真、室内设计、游戏娱乐等领域，取得了不菲成就。一些博物馆通过对实物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建立三维模型，从而实现了文物古迹的科学、永久保存，像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是虚拟现实的成功案例。相较于这些案例，我们所要进行的虚拟现实难度更大，其难度主要体现在缺少足够的、精确的数据支持。比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五部大型虚拟现实作品——《天子的宫殿》《三大殿》《养心殿》《倦勤斋》《灵沼轩》都有非常精准的数据，而我们在第二部分论述中依据文献记载梳理出不同时代的昼锦堂等一系列与韩琦相关的建筑群，虽然也具有亭台楼阁之间比邻的大体方位，但却无法像养心殿等做到分毫不差的精确，我们所能还原出来的，可能只是大致的方位而已。 现有的与文物古迹相关的虚拟现实项目基本上都是在现存的(如故宫及其附属建筑)、成熟的(敦煌壁画等(56))基础上进行的，其每一步推进都有相应的财力与技术支持。相较之下，我们面对的对象，既不是可视、可感、可准确测量的，又没有比较成熟的前期成果。我们所面对的首先是从海量数据中被挖掘出、能在数字地图上被标识出的某个地理坐标。如果这个坐标所对应的恰好是座城市，如果这座城市中的某片区域(如坊、市等)或者这座城市的某个更加具体处所(如昼锦堂及其周边建筑群等)恰好有较为详尽的地理方位描述，再“得寸进尺”一步，它又刚好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意味——如与历史上某位帝王、将相、大儒、贤士、名医、仙人等有些许联系，那么便具备了利用虚拟现实还原历史场景的条件(当然，从技术层面上看，其实只需地理方位即可，“历史意味”属于锦上添花的内容)。 具备了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地将历史场景还原出来：因为此时，我们所拥有的还只是冰冷的数据，它告诉系统的只是某台在某亭之西、某楼在某台之东之类，即使我们能将文献中论及的所有建筑全部分布到一个区域中去，仍有两点是难以实现的：一是缺少其他虚拟现实最为称道的“可视性”，因为缺少这些建筑的具体样式，所以呈现出来的只可能是一些抽象建筑；二是无法准确再现不同建筑之间的真实距离。例如，据嘉靖《彰德府志》可知“红芳亭”北是“飞仙台”，“飞仙台”北是“御书亭”，那么这亭、台之间到底有多远?不得而知。 缺少实物、缺少具体参数，故而还原诸如昼锦堂建筑群之类的历史场景，难度确实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一些较大的知名城市(例如金中都、南宋临安等)上去，利用大数据挖掘出文献当中与之相关的信息——既包括城市区划、宫殿布局等具体的地理方位，又包括在这些城市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再加上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三者结合起来，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场景进行还原。 《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都对金中都之建构有所记载，虽或详或略，但对于还原当时的经行路径，进而了解金中都的建筑、布局等意义明显。现存最早的金中都地图，是见于《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一“燕京图志”的“京城之图”、“帝京宫阙”二图(57)，将其拼接如右：  通过将四部笔记与此图对比，会发现笔记中提及的门、馆、楼、桥等基本上都能在图中找到，阎文儒先生称：“这幅地图与范成大使金时，所说的中都宫殿位次，完全相符。只有会通门东，集英门内太后所居的寿康殿，没有画出。右掖门内的蓬莱殿，范成大没有记载。”(58)较之阎先生，徐苹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事林广记》所载两幅图是“陈元靓根据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和范成大的行记编绘的”(59)。但周立志先生却认为“二卷交聘图文并非是据交聘文献撰成的，而是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独立撰成的，只是在部分内容上与《北行日录》等吻合而已”(60)。阎、徐、周三位先生的论断对我们都很有启发。阎先生首发其覆，指出图与范成大文之间颇有相通之处，徐先生则直称图据楼、范行记编绘，将图、文之关系坐实。周先生则不以为然，认为图与楼文等仅为内容吻合而已。有一处细节，几位先生都没有注意到。楼钥所记“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次入丰宜门，门楼九间，尤伟丽，分三门，由东门以入，又过龙津桥，二桥皆以石栏分为三道……次入宣阳门”(61)及范成大所记“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也，过玉石桥，燕石色如玉，上分三道，皆以栏楯隔之，雕刻极工。中为御路，亦栏以权子，两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龙津桥’。入宣阳门，金书额”(62)，都将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的石桥，称为“龙津桥”。《北辕录》称：“初入端礼门，次入南门，次入丰宜门，次过龙津楼，楼亦分为三道，通用夺玉石扶栏，上琢为婴儿状，极工巧。次入宣阳门，由驰道西南入会同馆。”(63)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为龙津楼。程卓《使金录》则称：“入丰宜门，过夺玉桥，入宣阳门，即西转过文楼侧，入会同馆。”明确指出丰宜门与宣阳门之间为夺玉桥，图中丰宜门与宣阳门间正是“夺玉桥”。过宣阳门，西转正是文楼，再西便是会通馆。这些记载都与程卓所言极为吻合。 通过梳理上述图、文之间的关系，应当意识到文献中隐含的数据对于地图绘制所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大数据中定然隐藏了许多我们还没有挖掘出来，但是对于历代地图绘制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绘制地图、还原场景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文献支撑，那么是否有可能绘制出古代地图?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科技考古学的勃兴，勘察等成为绘制古代地图的另一利器，1985年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绘制了1:25万的《金中都》图，“充分吸收了金中都考古勘察的成果，成为此后各金中都图的蓝本”(64)，之后修订的金代中都图越来越注意吸取考古界的最新成果，这也成为场景还原的重要依据。故而，对于场景还原而言，至少应当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数据挖掘等从大数据中爬梳出与某地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使之成为建立三维模型的数据支撑；二是充分利用与遗址发掘等相关的考古报告。 当前，随着数据挖掘从经济、金融、互联网等转向人文社科领域，传统的研究方式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文献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能被较快地梳理出来，有关联的文献自身以及它们之间关联的分析，或许依赖技术即可自动实现，这些对于传统研究而言或有颠覆性的意义。 利用数据挖掘，可以快速、高效地从海量数据中梳理出文献之间的关系(当然包含有、无、何种等不同类型)，这些都是非先验性的，故而可能得出一些仅凭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觉察的新结论。数据挖掘基础之上的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将传统纸本地图或早期电子地图集中未曾包含、但已被挖掘与定义出来的新坐标标注在数字地图中。此外，与新标注相关的诗文、词赋乃至传说等文献都可随之体现，不仅可以为数字地图增加新标注，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文学性与文献性。若是再与关于此地的历代方志相结合，便可初步构建起开放式的数字方志体系。 数据挖掘侧重于向文本要关联，地理信息系统侧重于在空间中增加“有意味”的新标注，场景还原的视角转向更加具体而微，它对数据与技术的要求更高：不但要有较为精当的地理方位数据，要有较为完善可信的考古数据，还要求对建筑设计等领域相当熟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历史场景的还原。在具体操作层面，计算机编程、地图学、科技考古学、建筑设计等都非传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所擅长，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理念得及时更新，得正视新技术可能带来和已经带来的巨大挑战。唯有如此，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经久弥新、永葆生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