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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经·鲁颂》虽为三颂之一，但它的语言形式却不像《周颂》那样艰深古奥，而是相对浅易，接近风诗。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用语上看，《鲁颂》用语比较平易，不像《周颂》语言那样佶屈艰深；二是从表现手法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多用比兴，这可以有效地化抽象为形象，激发读者联想，由此降低语言的难度，增添语言的形象性；三是从章法来看，《鲁颂》不仅像风诗一样分章，而且采用重章复沓章法，复沓的好处是各章重复之处较多，用字较少，可以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这种章法不同于《周颂》的不分章；四是从诗句逻辑关系来看，《鲁颂》像风诗一样，语句的内在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不像《周颂》那样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之间逻辑关系看不清楚。《鲁颂》共有四首作品，体实国风是其语言的整体特色，具体到每篇作品，仍然存在深浅不一的情形，其中《駉》《有駜》两首语言形式完全体同国风，《泮水》主要运用风诗语言，同时也借鉴了一些雅颂语言因素，《閟宫》语言则主要采用雅颂语言并适当借鉴风诗。本来《鲁颂》应该像《周颂》一样写得古色古香，但事实上《鲁颂》作者主要用的是风诗语言。在这个现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关 键 词：《鲁颂》/语言/国风/颂体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颂诗在《诗经》中以语言艰深著称，尤其以《周颂》为最。颂诗语言深奥情形到春秋时期有所改变，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周公的后人虽然创作了颂诗，但所用的语言却悄悄地由雅颂向风诗转化。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值得认真探讨。 《诗经·鲁颂》有四篇作品：《駉》《有駜》《泮水》《閟宫》。《毛传》将这四篇作品全部断为歌颂鲁僖公之作：“《駉》，颂僖公也。”[1]“《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1]“《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1]“《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1]鲁僖公是春秋时期鲁庄公之子，为鲁国第十九任君主，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不过后人并不完全认同《毛传》之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旧说皆以为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之诗，今无所考。独《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无疑耳。”[2]朱熹只承认《閟宫》一首是鲁僖公时期作品，因为《閟宫》中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诗句，其他三首无所考证，这种态度较为审慎。不过朱熹并没有将他的审慎态度坚持到底，他在注释《駉》时说：“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2]这个注释与他所说的“无所考”自相矛盾，看来他是不自觉地接受了《毛传》的说法。《駉》《有駜》《泮水》三首颂诗创作年代无法详考，将它们视为春秋时期作品，应该不会大错，因为鲁僖公在当政时期，委派大夫奚斯重修周人始祖姜嫄庙宇，这被鲁人视为一件可与当年周公制作颂诗歌颂祖宗神媲美的大事，所以鲁人创作《閟宫》对鲁僖公予以颂美。《礼记·曲礼下》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鲁僖公重修姜嫄庙宇，符合礼的要求，堪称是崇敬先祖的大孝行为，这是鲁人制作《閟宫》颂诗的一个契机。或许其他三篇《鲁颂》作品，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创作的。因此我们姑且按照《毛传》之说，将它们视为鲁僖公时期作品。 按照礼制，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制作颂诗本是周天子的权利，鲁国是西周一个诸侯国，为什么它有资格制作颂诗呢?这是因为，周武王去世以后，周成王年幼，周公作为西周新生政权摄政王，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对外扫平武庚叛乱，对内制礼作乐，为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政权作出了特殊贡献。为此，周成王给周公所封国鲁国以享受天子礼乐的殊荣作为褒奖：“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4]鲁国既然可以享受周天子礼乐，而颂诗是周礼的组成部分，那么鲁国也就因此获得了制作颂诗的权利。只不过鲁人在西周时期没有制作颂诗，他们作颂的年代是在春秋时期。 将《鲁颂》与《周颂》《商颂》相比，就可以发现，《鲁颂》虽然名为颂诗，实际上它的体制却接近风诗。《鲁颂》体制风格不同于《商颂》和《周颂》而是接近风诗，这一点是唐代学者孔颖达第一次指出的，他在评论《鲁颂·駉》时说：“此虽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1]孔颖达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颂诗一般不分段落和停顿单位(即章句)①，而国风则分章节和停顿单位，《鲁颂·駉》共分四章，每章八句，具备了风诗章句的形式特征。第二层是说颂诗一般都是敬神乐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这里所说的神明，主要是指祖宗神，如周人祖宗神姜嫄、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周文王、周武王等，也包括天地山川诸神。《鲁颂·駉》描写鲁国马匹繁盛，通过描述马匹兴盛来歌颂鲁僖公仁心深远。鲁僖公此时是在位君主，他不应该被当作祖宗神来歌颂。朱熹认为：“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由其立心之远。故美之曰，思无疆，则思马斯臧矣。”[2]《駉》只写鲁国马匹之盛而未提及鲁僖公，马匹繁盛与鲁僖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朱熹举《鄘风·定之方中》“秉心塞渊，騋牝三千”为例，说明正是由于鲁僖公仁心深远，才有国家富强、马匹兴盛的盛况。尽管如此，通过写马来歌颂鲁僖公的仁心，仍然与颂诗“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歌颂活人鲁僖公，后者是颂美在天祖宗神灵。朱熹在《诗集传》中进一步指出：“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2]“盖其体固列国之风，而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则犹未纯于天子之颂。”细绎朱熹语意，是说鲁国本为诸侯国，《鲁颂》本来应该像其他十五国风那样称为《鲁风》，只是由于鲁国享有天子礼乐，因此周王室乐师才将《鲁风》称为《鲁颂》。相对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周颂》和《商颂》来说，产生于诸侯国“自作诗以美其君”的《鲁颂》作为颂诗显然不够纯粹。 孔颖达举出“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两点证据，来证明《鲁颂·駉》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其实《鲁颂》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并不局限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这两点，它更多地体现在语言方面。孔颖达关于《鲁颂》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之说，为我们研究我们研究《鲁颂》语言打开了一条思路。四首《鲁颂》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駉》《有駜》为第一种情形，基本符合风诗语言特征；《泮水》为第二种情形，它主要运用风诗语言写作，但也吸收了一些雅颂语言因素；《閟宫》为第三种情形，它吸收雅颂语言因素比前三首作品都要多，但其中也有某些风诗语言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