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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北方民族融合与乐府民歌雅化的相互影响 通过前三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魏晋时期对北方相和歌辞的模仿、拟作，还是南北朝时江南地区清商曲辞的改写、雅化，文人诗与乐府民歌的影响都是相互的。即乐府民歌提供给文人以素材、乐调、主旨，文人反过来延续、改造、影响着民歌的发展轨迹；同时一部分文人的创作已从刻意模仿到不自觉地接受着民歌的一些题材和乐曲。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融合的关键点在永嘉南渡时期，这以后南方文学在声、色、韵方面一直处于主导优势，但经文人手雅化的诗篇，有的声色大开，有的则逐渐黯然，这与题材和技巧的平衡有关。 关于雅化的问题，王运熙在《论吴声与西曲》中说道： 吴声歌曲大抵产生于晋宋二代，西曲大抵产生于宋齐两代。经过了长时期的贵族阶级的提倡和加工，吴声与西曲，不论在音乐方面，在歌词方面，都逐渐走向雅化之路，也就是僵化的前奏。这种从雅化到僵化的现象，在萧梁时代充分地显露了出来。我们试看萧衍(梁武帝)和他的宫嫔王金珠所制作的《子夜歌》、《子夜四时歌》、《上声歌》、《欢闻歌》等等，其词句多么典雅!它们虽然维持着五言四句的形式，然而，生动的口语没有了，机智的双关语消失了，其思想内容，更奄奄毫无生气，吴歌在他们手里，终于变为丢失了精魄的躯壳。[4] 即认为雅化导致了僵化。实际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在各个时代都是呈此消彼长的形式，不单是乐府民歌。当文人的创作不能满足或者脱离当下社会需要时，民间文学自然就会兴起。像汉代的乐府民歌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传承到魏晋文人手中，才有《饮马长城窟行》《驾出北郭门行》这样的隔代回响；东晋后兴起的吴歌西曲，一定程度缓解了枯燥、无味的玄言诗，男欢女爱的自然流露生动活泼。文人的拟作，有同题目不同主旨者，如《雁门太守行》；有同主旨不同题目者，如《西门行》与《却东西门行》等；有改旧曲谱新调者，如梁武帝作《江南弄》。足见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文人对古辞最初并不全是一味地简单模拟和复制，而真正失去生命力的雅化，往往是经过两三代的拟作之后，脱离了最初创作的土壤而又与当下流行所背离的作品，如《相逢行》《从军行》系列的中段创作。除非加入真正的生活体验(李颀的《从军行》)或者高妙的写作手法(李白的歌行诗)，否则很难在几代之后写出同题同旨的优秀诗歌。 同时，纯粹的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的弊病：粗野、浅显、传播受限。经过有地位的文人修饰之后，或许能更加精致，便于记载和传唱，扩展民歌的形式。像《西曲歌》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创制的，他们早先受相和歌清商三调的影响，加之迁都南方，生活环境的变化，民间生活的经历，另许多文人创作出风格旖旎的诗篇，像《乌夜啼》、《估客乐》等，都是典型的文人创作的“民歌风格化”诗篇，并且谱曲伴舞表演，引后代拟作甚多。因此许多吴声西曲的题目本身就是由当时文人创制，经多代流传，甚至到唐中后期还不断地有仿作。 通过上述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主要集中于相和歌与清商曲辞)的流传、拟作的梳理，我们可以大概看到乐府民歌由自然到精工的过程。期间文人经过选择和创作，对乐府民歌进行了模拟和改造，最大的变化就是结构的整齐和文字的典雅化。 研究民歌发展过程，一定注意各时代拟作者的社会经历、民族背景，北方的民歌传播到南方，经南方文人之手改造、雅化之后，或许失去最初的生命力，但也融入新的技巧；南方民歌题材自觉吸收了北方刚健豪迈的风格，也得以扩展和丰富。在最初的跨“民族”拟作过程中，难免有生疏和僵硬，但当质、文得以充分融合之后，才得以孕育唐诗的伟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