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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相和歌与清商曲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通俗乐歌的主要部分。二者在汉代至六朝，从无名氏创作到文人拟作，一直占据乐府诗歌的重要位置。彼时南北方从统治者到文人到百姓，因民族文化的差异加之政权更迭、都城迁移，对待相似的文学作品的吸收和反馈效果却是大不相同。因此，一部分民歌经过传承而得以保留，一部分民歌却从雅化走到僵化，这与文人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拟作分不开。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乐府民歌/雅化 作者简介：徐爽(1988- )，女，满族，河北承德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人拟作、创制乐府诗歌，魏、晋、宋时代数量到达顶峰，到齐梁时减少，一是文人诗全面兴盛，二是大部分乐府不再入乐，流行性和热度自然降低。文人对某些乐府题目的偏好，则受政治时代因素、个人民族倾向、在上者喜好等多种原因综合影响。“兴盛于汉魏西晋时代的相和歌，流行于北方，它以清商三调为主要部分，是清商旧乐。兴盛于六朝时代的吴声西曲等，流行于南方，是清商新声”。[1]将相和歌辞与做商曲辞分开讨论，前者集中在魏晋，即北方文人，后者集中于齐梁时期，包括南方文人和南渡文人。 一、北方相和歌辞与南方文人拟作的雅化现象 相和歌，亦称清商三调，与清商乐关系甚密。《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其中“伧歌”指的是“中国”以外的边地民族民歌，可见相和曲在演奏方面的民族差异。本文将相和歌辞看做清商曲辞的“前身”，重点论述的是相和歌辞中民歌部分雅化的过程及南北方文人的拟作特点，不纠结于内涵和外延的定义。通过对《乐府诗集》中相和歌辞部分的梳理发现，古辞及拟写大多分布在“清、平、瑟”三调曲及相和曲中，据统计，相和曲古辞共七题，拟作达46首(仅限魏晋南北朝时期，且题目完全契合者。下同)；平调曲古辞二题，拟作11首；清调曲古辞四题，拟作25首；瑟调曲古辞十题，拟作51首。可以看出，相和歌辞古辞的拟作还是很盛行的，平均一题在一个朝代至少有一到两篇的拟作。文人对相和三调曲的拟作情况又按题目、主题情况各有不同，有些古题拟作较多，有极少题目无拟作篇目，值得关注。 相和曲上，《江南》古辞一首较有特点。《乐府解题》曰： 江南古辞，盖走芳晨丽景，嬉游得时。……按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采莲》《采菱》，盖出于此。[2] 《江南》古辞：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从题目及诗歌描述活动看，这首歌辞出自环境宜人、水土肥美的江南民间，词语非常简洁朴素，诗歌也没有太多艺术技巧，全诗七句，主题就是单纯地描绘采莲时的快乐场景，是典型的民间百姓传唱的俗曲。拟作均出自永嘉南渡以后时期的诗人之手，可见文人拟作的选择性与地域有很大关系。自宋汤惠休的《江南思》开始，主题变成思乡，全诗四句：“幽客海阴路，留戍淮阳津。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之后梁简文帝的两首《江南思》，主题送别、离乡，一首6句，一首8句；梁柳恽《江南曲》，主题遇故人、引感慨，全诗八句；沈约《江南曲》“擢歌发江潭，采莲渡湘南，宜须闲隐处，舟浦予自谙。罗衣织成带，堕马碧玉簪。但令舟楫渡，宁计路嵌嵌。”主题隐晦地表达思妇之情，开启唐代江南闺怨诗的风格和形式。在韵律上，《江南》古辞因形式上的回环往复，并没有一定的韵律；汤惠休、萧纲、柳恽作品基本隔句入韵，柳恽《江南曲》还出现换韵；沈约《江南曲》首句入韵，然后偶数句押韵，未换韵。从作者创作的先后年代和风格及形式看，《江南》系列是南方诗人风格一以贯之的体现。其拟作在文人手里，最终形成唐闺怨诗形态，而梁萧衍据此又做《江南弄》诸曲代西曲(下节有论)，说明相和曲与西曲的密切关系。因而《江南》题得以延续和发展。 瑟调曲四，《雁门太守行》古辞及拟作也较有代表性。关于此诗，据《古今乐录》记载：王僧虔：《技录》云：“《雁门太守行》歌古洛阳令一篇。”此时《宋书·乐志》题上有《洛阳行》三字。《全汉诗》注：“按其歌辞历述涣本末，与本传合。其题当作《洛阳行》，其调则为《雁门太守行》也。” 通读古辞，发现主题的确是为洛阳太守王涣作的一篇类似“传记”之文，有“名实不符”之意，所以《全汉诗》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也能年出自汉代创作古辞起，乐府诗酌辞与曲就是分而论之的，至少到六朝还都保留这种习惯。 古辞《雁门太守行》全诗47句，以四字句为主，夹杂5个五字句，以及三字句、六字句、八字句各一句。引君、人、论、冠、贤、仁、端、宽、勤、闻、昏、西、传十三韵。主要叙述王涣为人、为政的品行及经历。据《后汉书》对王涣的记载看，王涣本人辗转做官之地均在北方，而且个人“好侠力”的习气也是充满北方豪迈之情。其拟作者最早是梁萧纲，这是典型的南方之笔对北方之事的拟写，是南北民族融合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具体处理起来时，因为未经历过真正的边塞生活，故作品柔态有余，风骨不足。萧纲拟作《雁门太守行》两首，均为整齐五言句式。“雁门”，作为自古以来的咽喉要道，历代重兵把守之地，以之为题自然离不开边塞内容，故其主题直接变更(或者说定位)为边塞诗。第一首共10句，偶句押“支”字韵，前六句备言边塞生活之苦，又杂“黄叶辞枝”的柔弱风格；后四句扣题用典，先叙主人公经历，后入“非关买雁肉，徒劳皇甫规”典故，意在紧扣雁门太守之题。①可以看出文人在拟作古题时，或题目、或主题、或形式，存在模拟和延续性，其字数呈整齐句式，用韵也规范地偶数句用韵，不换韵，与文人独立创作的五言诗无异。至此，《雁门太守行》古辞得以雅化，但是直到唐代李贺名篇“黑云压城城欲摧”，才将此题目的拟作水平推向顶峰。 瑟调曲三《孤儿行》也是较为特殊的一篇。后人无与此题目相关的拟作，而据《歌录》所说，《孤儿行》又称《放歌行》，但不管是傅玄抑或鲍照的《放歌行》，主题都在讽谏仕途多小人，君子只得慎行的官场现象。唯一与《孤儿行》主旨接近的，则是建安诗人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的是一孤儿遭继母虐待的故事，与原诗孤儿遭兄嫂虐待的故事原型基本一致。该诗共24句，是整齐的五言诗，属于杂曲歌词。本诗选取典型的片段，精心描述，结尾“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一句，虽然在篇末说理稍显乏味，但正是文人诗歌相对乐府诗自觉性和文学性增强的体现。而选题的“巧合性”可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他们或许无意识地选择用旧题目创制新篇，或许在主题上不自觉地受到乐府诗歌的影响，阮瑀所处时代，正是经历各方夺取政权，万千生灵涂炭的日子，在这种相似的社会经历与民族文化背景下，得以创作出类似的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