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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晚唐诗风，前人的评述大多从宏观着眼，但也可以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考察角度包括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但对于他们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也必然导致晚唐诗人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在并无情感驱动的情况下为写诗而写诗，易于陷入为文造情的窘境。相应地，晚唐诗中，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特别繁盛。除了咏物与咏史等题材，晚唐诗人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创新，但因为缺乏关注社会生活的胸怀和眼光，求新往往流于险怪、荒诞。晚唐诗人在细节性的艺术技巧上刻意求工，带来晚唐诗体长于律体而拙于古风、重视琢句而不重篇章结构、意尽句中而韵味不足等问题。 关 键 词：晚唐诗/晚唐体/微观考察 作者简介：莫砺锋，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史的分期不可能精确到某个确定的年份，唐诗学上的“晚唐”也是如此。南宋的严羽首先提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诸称，并未指明其起讫年代。但他在“元和体”下注云“元白诸公”①，而元稹卒于唐文宗太和五年(831)，白居易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可见严氏所谓“晚唐”大概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开始的。无独有偶，陆游指责晚唐诗风说：“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②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③到了元代，杨士弘在《唐音》中将唐宪宗元和(806-819)为晚唐之起点，所以贾岛被视为晚唐诗人。明初的高棅往往被今人视为“四唐说”的倡始人，其实他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仍是延续严羽的五分法，即分成“初唐之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与“晚唐变态之极”五个阶段。其中的“晚唐之变”包括韩愈、柳宗元、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实即今人所谓“中唐”。只有年代指“降而开成以后”，成员包括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许浑等人的“晚唐变态之极”才基本符合今人所谓“晚唐”④。到了晚明的徐师曾，才明确指出“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⑤开成初年是公元836年。今人则多以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为“晚唐”的开始，影响最大的要推傅璇琮、吴在庆编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之《晚唐卷》。平亭众说，笔者认为还是最后一说较为合理。大和元年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等人已经去世，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已经进入晚年，比如张籍卒于三年以后，元稹卒于四年以后，王建卒于五年以后。至于年寿较永的白居易和刘禹锡，其创作高峰期也已过去。大和元年仍处于创作盛期的中唐诗人，仅贾岛一人，也已年近半百。相反，晚唐著名诗人多于大和年间或稍后登上诗坛。比如杜牧于大和二年(828)登进士第，许浑则于大和六年登进士第，诗名始著。稍后，赵嘏、马戴、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相继成名。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 那么，与此前的初、盛、中唐相比，晚唐诗坛上是否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呢?对此，后人曾提出许多反证。有的论者指出晚唐诗歌中颇有诗风近于盛、中唐或成就不逊盛、中唐者，比如清人管世铭曾称赞三首晚唐人的五律：“温庭筠‘古戍落黄叶’，刘绮庄‘桂楫木兰舟’，韦庄‘清瑟怨遥夜’，便觉开、宝不远。可见文章虽限于时代，豪杰之士终不为风气所囿也。”⑥马戴则有多首五律名篇受到清人叶矫然的赞赏：“晚唐马虞臣‘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右丞之‘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也；‘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工部之‘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也；‘积翠含微月，遥泉韵细风’，苏州之‘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也；‘河汉秋生夜，杉梧露滴时’，襄阳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也。岂复有人代之隔哉?”⑦所谓“开、宝不远”，意即接近盛唐。所谓“右丞”“工部”“苏州”“襄阳”，即指王维、杜甫、韦应物、孟浩然等盛、中唐诗人。如果说五律是晚唐诗人特别擅长的诗体，那么卢汝弼因七绝《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被明人胡应麟评为“此盛唐高手无疑”⑧，张乔的七绝《宴边将》与《河湟旧卒》亦受到清人沈涛的盛赞：“二诗试掩其名，读者鲜不以为右丞、龙标。然则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⑨而赵嘏则有七律深受明人赞赏：“赵嘏七言律有《题双峰院松》一篇，声气有类盛唐。”⑩可见被后人评为接近盛唐诗风的晚唐诗并不限于五律一体。然而这种举例式的点评毕竟不足以揭示晚唐诗坛的整体风貌，例如吴融的七律颇受后人赞赏，明人许学夷云：“吴融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气格在初、盛之间。‘十二阑干’‘别墅萧条’‘长亭一望’三篇，声气亦胜，其他皆晚唐语也。”(11)吴融存诗近三百首，七律一体多达一百十九首，其中除三、四首外皆“晚唐语也”，实即整体风格不近初、盛唐。况且这种意见所涉及的晚唐诗人少如凤毛麟角，根本不能涵盖整个晚唐诗坛。所以，指出晚唐有少数诗人的少数作品风格接近初、盛、中唐，恰恰意味着晚唐诗风在整体上已与盛、中唐渐行渐远。 更多的论者则认为晚唐诗在整体风貌上与初、盛、中唐的诗风判然有别。此类论者中偶有赞赏晚唐诗之自具面目者，如清人严廷中云：“盛唐诗如朴玉浑金，盎然元气；晚唐诗如雕金琢玉，精巧绝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争盛较晚，皆耳食之论，非本心语也。”(12)但是多数论者则将晚唐诗之异于盛唐视为重大的缺点，从而对晚唐诗严词贬斥，如宋人计有功云：“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13)这样的论调在后代影响深远，以至于现代的唐诗学界对晚唐诗的研究远不如对盛、中唐诗之深入。笔者基本认同关于晚唐诗风有异于盛、中唐的观点，但不赞成对晚唐诗一笔抹杀。本文拟从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从而揭示晚唐诗风的特点究竟何在。 宋人俞文豹云：“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14)俞氏将晚唐诗风之不振归因于诗人自身，颇有眼光。下面对晚唐著名诗人的生平进行考察。 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心忧国事的有识之士，比如前期的杜牧、李商隐，后期的罗隐、韦庄、司空图、韩偓，都对大唐帝国渐趋没落的命运心怀忧虑。但此时的唐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士人纵有雄心壮志，也已无力补天。杜牧出身相门，夙以济时命世为己任，留心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15)，早年作《罪言》《战论》等文，痛陈藩镇割据等时政之失，且曾注《孙子》，堪称豪杰之士。然而终生不遇，郁郁不振，仅以诗酒风流之浪漫文士著称于世。李商隐更是怀才不遇，襟抱未开，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沉沦下僚，仅以诗人名世。至于年代更后的罗隐等人，则是生逢季世，满腹凄楚，试读罗隐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6)，韦庄的“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空见水东流”(17)，司空图的“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18)，韩偓的“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19)，字里行间充溢着乱离时代的哀伤愤怨。对于晚唐士人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在盛、中唐时代，虽然也有不少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的苦吟诗人，但他们至少在主观意图上仍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杜甫与李贺，分别是盛唐与中唐诗坛上苦吟诗人的典型。杜甫曾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20)，他在功名事业上并无建树，但是杜甫终身未曾忘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在其绝笔诗中依然难忘“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的政治经历，依然关怀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21)的动乱局面，他几曾想做一个专业的诗人?正因如此，南宋的陆游咏及杜甫时感慨不已：“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22)至于李贺，曾因苦吟而使其母亲叹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23)他仕途失意，其生命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然而李贺在政治上努力进取，像“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24)、“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25)之类诗句，其雄心壮志昭然可见。晚唐的苦吟诗人则与杜甫、李贺分道扬镳。首先，从总体上看，晚唐诗人的生命中失去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年辈较高的姚合云：“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26)又云：“颠倒醉眠三数日，人间百事不思量。”(27)年代更晚的诗人更是除了作诗之外别无所求，开成三年(838)，喜好五言诗的唐文宗曾欲设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因李珏奏称“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而罢(28)。虽然作为朝廷专职的“诗学士”并未付诸实施，但民间确实出现了以诗为业的士子，他们心目中的人生事业就是作诗。略举数例：刘得仁身为公主之子，然“自开成后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仕，得仁独苦工文。尝立志，必不获科第，不愿儋人之爵也。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投迹幽隐，未尝耿耿。……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不汲汲于富贵”(29)。李群玉“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30)。曹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搆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31)；“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32)。周繇“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33)。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34)。项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馀年”(35)。连自身的温饱都“非其本心”而只顾作诗，真可谓专业诗人了。在这方面，方干堪称典型。方干“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间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36)方干因此而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吴融赠诗曰：“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37)方干临终前，语其子曰：“志吾墓者谁欤?能无自志焉。吾之诗，人自知之。遂志其日月姓名而已。”(38)方干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轨迹，完全符合前引俞文豹所云：“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像方干这样的“职业诗人”，在盛唐诗坛上是绝无踪影的。盛唐诗人中生活形态最接近方干的也许是孟浩然，李白称他为“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39)，仿佛是高卧云山、绝意仕进的高士。其实孟浩然长期缠夹在出仕与退隐的矛盾痛苦中：早年胸怀远志，意在用世，但举场不利，举荐无人，无奈之下才被迫退隐山林。这些心路历程在其诗歌中有着明确的披露：“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40)“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41)“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42)直到晚年入张九龄幕时，仍在诗中偶然流露出用世之志：“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43)无论心态还是形迹，孟浩然都与方干大异其趣。 晚唐诗人既然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就必然导致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如果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杜牧赠诗张祜所说的“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44)仅是表彰他人的夸饰之语，那么司空图于唐昭宗景福年间所说的“依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45)就是自表其志的心声了。在晚唐诗人的言论中，对诗歌重要性的论断层出不穷，比如裴说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46)竟认为写出好的诗句，意义同于大将征战成功。又如杜荀鹤云：“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话诗。”(47)世道不宁、天下多事之时，诗人相逢却只管谈诗。顾非熊应举落第，朱庆馀作诗送之归乡云：“但取诗名远，宁论下第频。”(48)王驾落第，郑谷亦作诗送之云：“孤单取事休言命，早晚逢人苦爱诗。”(49)他们竟认为落第并不足悲，只要作诗得名即可。薛逢上书宰相白敏中自诉穷困，却又自矜曰：“爰及成人，役思虑者三十年，著诗赋者千馀首，虽不足夸张流辈，亦可以传示子孙。”(50)李洞死后，郑谷哭之云：“所惜绝吟声，不悲君不荣。”又云：“若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51)竟认为李洞卒于长江，而长江乃贾岛坟墓所在地，所以李洞之死犹胜于生。方干死后，杜荀鹤作诗哭之：“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52)孙郃亦作诗哭之：“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53)他们异口同声地表彰方干的诗名，认为诗歌是比功名利禄更加重要的人生业迹。至于方干本人，则干脆认为作诗可以使人白日飞升：“别得人间上升术，丹霄路在五言中。”(54)正因如此，韦庄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上奏曰：“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励文风。”(55)韦庄提交的这份名单中，李贺、贾岛实为中唐人，李群玉生前实已及第，其馀的则是清一色的晚唐穷诗人。他们都擅长作诗，但在那个朝廷以诗赋取士的时代里偏偏不沾一名，所以韦庄要为他们鸣冤叫屈。但是从韦庄的奏文可以看出，他们除了写诗之外并无他能，他们的生平除了“丽句清词”外乏善可陈，这正是晚唐诗坛上独有的诗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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