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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主体间关系，可将王世贞三百多篇书序文分为三类：一、书序文作者即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二、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三、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并无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针对三种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运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在一致与不一致的对话中，同书籍编著者达成主体间的谐融，从而完成了一篇篇书序文。由此可知，虽然书序文可以作为独立的文本呈现，但是因为主体间性的存在与作用，它并不能完全脱离其所序书籍文本。因此，在书序文研究中只有引入主体间性的思考，才能真正把握此种文体的内涵与价值。 关 键 词：王世贞/书序文/书写策略/主体间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4ZDB06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润英，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发表过论文《文人庭园与诗歌书写——以杨万里东园为考察中心》等。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1506-1521)以后，书籍刊印数量真正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①。随之而来的，即是对书序文的大量需求。文人(尤其是颇具文名的文人)不仅为自己撰著或编纂的书籍作序，而且往往需要面对他人的请序。如果说在唐宋时期，书序文作者还可以相当谨严，对于他人的请序并非有求必应、率尔操觚；那么到明中期，当请序、作序已成为一种风尚，书序文作者就越发难于拒绝他人的请求。对书序文作者而言，为自己编著的书籍作序、为熟识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为陌生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书写。可以说，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这两个主体间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书序文的书写策略，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序文文本。因此，引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书序文的书写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②。在明中期那样的书写环境中，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关系尤其复杂微妙，书序文作者如何在与书籍编著者的主体关系间觅得谐融颇费思量，但这同时也激发了书序文作者不断调整书写策略，在具体的写作中辗转腾挪，书序文的书写也就变得更具趣味。 王世贞(1526-1590)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交际甚广，除了为自己繁夥的编著作序，时人亦以得其只言片语为荣，所谓“片言褒赏，声价骤起”③，因此熟识与不熟识的书籍编著者自然索序频频，这使得王世贞作序任务格外繁重，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几类主体间的关系在他的书序文写作中更加凸显。王世贞本人在书序文创作上亦颇用力，所作达三百多篇，数量远超其赠序与寿序的总和④，时人罕有其匹，所序书籍种类广及诗文、小说、戏曲、学术著作等类别。本文以王世贞所作书序文为考察对象，正可由此探讨针对与书籍编著者不同的主体间关系，王世贞如何运用不同的书写策略，在一致与不一致的对话中，寻求与书籍编著者间的谐融，最后付诸文本，完成书序文的书写。 王世贞所作书序文，主要收录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和《弇州山人续稿》。本文根据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之间的关系，将王世贞书序文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王世贞为自己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中，即通常所谓“自序”。此时，王世贞一身二任，既是书序文作者又是书籍编著者。第二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交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王世贞为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熟识的人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中。在这类书序文里，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既相互勾连又相对独立，主体间的关系极具张力。第三类是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并无直接接触或交往，主体间存在相离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在原本不熟识的人通过王世贞的朋友等间接关系向他请序或王世贞为重刻古书等写作的序文中。此时，作为书序文作者的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之间的关系就又隔了一层。 一 主体身份的重合：自我代言的自觉 为自己编撰的书籍写序，王世贞既是书序文作者，同时又是书籍编著者，一身而二任，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的主体身份是重合的。当王世贞展开书序文的书写时，其实也是书籍编著者直接面向读者的言说，此时的序文书写即是其自觉的自我代言。主体身份重合的特殊性或优越性在于，书序文作者完全了解书籍编著者的主体期待和意图，掌握了比任何人都更为丰富的，只有书籍编著者本人才拥有的书籍内外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因此，在书写过程中，书序文作者最了解所序书籍，也最知悉应该调用书里书外的哪些材料，如何对书籍正文进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和补充等，从而引导读者进入最为接近书籍编著者主体期待和意图的意义空间。 王世贞自我代言的特殊性或者优越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在书序文书写过程中对书籍编著者个人私密性材料的自由调用，包括调用生平经历、写作过程、个人的心理情感等。例如，《王氏金虎集》是王世贞在山东青州时编定的诗文集，收录了他于京师为官九载间的重要作品。在自序中，王世贞坦言自己初入仕途时颇感彷徨，后经李先芳(1511-1594)引介结识了李攀龙(1514-1570)，二人初次见面即意气相投。在序里王世贞用较大的篇幅直接引用当时李攀龙来相约提倡复古的话：“诗变而屈氏之《骚》出，靡丽乎长卿，圣矣。乐府，三《诗》之余也。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书变而左氏、战国乎，而法极司马《史》矣。”借李攀龙之口明确详细地告诉读者自己诗文宗法的对象。当李攀龙问道“生亦有意乎哉”时，王世贞立即积极回应，并为此虽“众大欢呶詈之”亦不悔。王世贞毫不掩饰地指出，在倡导复古的初期，文学趣尚的异同甚至成了他交友的重要准则。最先认识的好友李先芳后因文学观点不同而交疏，先前与他并不相识的徐中行(1517-1578)、梁有誉(1521-1554)、宗臣(1525-1560)、吴国伦(1524-1593)等人，却因文学主张相合而结为挚友，从而强调了自己在文学主张上的独立和严格。这种在京师时私人经历和想法的调用，正可将读者引向《王氏金虎集》总体的复古创作风格以及书籍背后王世贞本人的复古文学主张。行文至此，王世贞又宕开一笔，描述自己调离京师后，在青州任上的他虽然知道严嵩等人“将困余以所不习”，但仍“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不为环境所困，就真的不为心中的理想所困吗?其实不然。困于青州的王世贞“独念天下事未可知，岳中揭河陆浡，寇盗猬发，感子卿任安之答，陈王敬礼之对”，取旧作辑成《王氏金虎集》，正是对文学复古理想的致敬，无异于再次说明《王氏金虎集》中的作品是自己复古文学主张的践行。序文末尾，王世贞道出：“亦以怫郁揪敛之业居多乎哉!则春华而灼然者，左矣。”⑤其实即是直接告诉读者，青州任上的“自乐”不过是一种故作的旷达罢了，旷达背后是沉重的怫郁与愤懑，并且自己将这种情绪寄托到了《王氏金虎集》诗文的编辑中。可以说，围绕《王氏金虎集》，王世贞在自序中通过各种私人材料的充分调用，利于顺利有效地将读者引入他编著书籍时期待的意义空间中。 在《幽忧集序》里，王世贞以《幽忧集》所收作品的创作背景为线索，串联起自己“幽忧”的心路历程。序文开篇，王世贞即直言自己因杨继盛(1516-1555)事件忤严嵩(1480-1567)之意，困于青州，颠沛中作了《续九辩》和《挽歌三章》。就在自身官场受挫的情况下，父亲王忬(1507-1560)又蒙冤遇难，王世贞真切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王忬下狱后，自己与弟王世懋(1536-1588)衣着囚服，跪于道旁，拦截达官车舆，祈求援助，然而达官们皆因畏惧严嵩而纷纷避去。当时的王世贞“又竟夕展转毋寐，数往愆，危来祸，忧愤之极，若寝呓病谵，不知其为何语，起辄书之”，于是有了《沉慅》《少歌》《自责》《终风》以及答和李攀龙、吴国伦等友人诸篇作品，合而成《幽忧集》。后来王忬未能幸免于难，王世贞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夫王子之当死者再，而卒不死；最后可死矣，乃又不能死，嚄唶先人之遗，以苟存一线。今死而卒，无可处死者矣。”“王子之生趣尽而犹有生咎，所谓欲哭则不敢，欲泣则近于妇人。”亲人罹难让王世贞如三国时的徐庶般乱了方寸，在当时悲痛欲绝却又不能选择死亡的压抑心绪下，“不得不托之辞”。通过自序，王世贞有意将创作《幽忧集》时自身的遭际以及不为人知的痛苦心迹和盘托出，这些资料的充分调用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导读区域，有助于读者阅读此序时直达王世贞内心，在阅读书籍时产生强烈的带入感，更容易把握和理解《幽忧集》的内在意涵。王世贞在序末说道：“欲令后世子孙知吾负大罪天地耳，非以为辞工拙计也。”⑥如此看来，传达出压在《幽忧集》背后的心绪与情感，正是这篇自序给《幽忧集》文本本身最重要的注解。 主体身份的重合，一方面使得书序文作者可以自由充分地调用书籍内外包括书籍编著者私密性的材料，有效地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书序文作者还可以运用巧妙的书写策略，在书序文中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主体身份重合后，书序文作者旁观的视角和声音缺席，其书写往往难以摆脱“自卖自夸”的嫌疑。为了尽量消释这种嫌疑，王世贞在序文中会表现出对书籍价值的谦虚，有时甚至故意贬低书籍的价值。《弇山堂别集小序》中说：“名之为‘别集’者何?内之无当于经术政体，即雕虫之技亦弗焉。”“是书出，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幕酒筵，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⑦其言谦谦如此。而《弇山堂识小录序》中，王世贞又说自己撰作《弇山堂识小录》是“谬不自量”，且解析《弇山堂识小录》的命名是用《论语》“不贤者识其小”⑧之意，言辞中可谓步步谦虚。这样的书写策略，足以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主动放低姿态、甚至反躬自省的谦逊的书籍作者形象。而实际上，这正是王世贞在序文中运用书写策略给自己的形象打上一层柔光后所造成的阅读效果，容易取得和读者的亲近感。 这种故作的谦虚果然是简单的自我贬低吗?不，恰恰相反，它常能因此将读者引入书籍正文，一探究竟。面对《弇山堂别集小序》中的谦虚，读者不免会在心里产生疑问：《弇山堂别集》真如序中所言，是“雕虫之技亦弗焉”，且“十不能二”“十不能三”吗?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书籍文本的阅读，不难发现，《弇山堂别集》乃内含《盛事述》《异典述》《奇事述》《史乘考误》等共一百卷，约一百三十万言的鸿篇巨制，书中记载了不少新材料，可补《明史》《明实录》之不足。在具体的写作中，王世贞更是秉史实，用直笔，畅所欲言，甚至常能揭露国史的隐讳之处⑨。毫无疑问，这部书已经远远超越了王世贞在自序中各种谦虚的说法，反倒见出其丰厚的学力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再看《弇山堂识小录序》，王世贞用全篇三分之二的笔墨谈当代的国史、野史、家史皆不可信，言外之意即是说撰写一部当代信史极难并且当时尚无人做到，而自己去努力尝试并结成了《弇山堂识小录》。这样一来，王世贞“谬不自量”的谦虚不仅吸引读者去阅读这部之前无人做到的信史，而且透露出王世贞对于治信史的不懈追求以及他对自己治史才能的某种自信。此时，谦虚便有了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意味。可以说，这样的书写策略，既赚得读者情感的亲近，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也让书籍文本和书籍作者本来的形象更具光芒，有效地发挥书序文引导读者进入书籍文本的文体功能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