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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体间的相交关系：达成谐融的探索 在明代，书籍编著者向名家请序，早已成为“中国书写史的一个特色”(11)。为了向人请得一序，书籍编著者常常不惜跋山涉水去拜访书序文作者，见面则出其书稿请对方一弁。有些书籍编著者未能亲往托请，甚至通过遗命的方式请序于书序文作者，如徐文通(1544年前后在世)去世前，嘱托父亲：“儿诗遂不幸中道矣，度无能传我者，是必北走齐谒于鳞，东走吴谒元美。吴差近，其且先元美。”(12)后来，徐文通的父亲果然东走吴地，代其向王世贞请序。在请序的人里，有较大一部分是和书序文作者有过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包括书序文作者的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这些书籍编著者抱着不同的主体期待，他们有的希望通过名家之序以扩大书籍的影响力，使书籍得以流传；更进一步，名家若能在序文中对书籍有所称许，这也就如同书籍编著者本人的能力得到了名家的肯定。此外，也有编著者因为希望得到名家创作上的指点，有的则因为同道友谊、理念追求的相似等而“同气相求”，希望得到书序文作者的“同声相应”等。 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友人、同乡、同年、同僚等编著的书籍作序，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出现相交的关系。虽然两个主体相对独立，但书序文作者熟悉和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围绕书籍的材料，因此他与书籍编著者展开对话和沟通时，在主体的一致和不一致间找到某种相互认同或契合之处就相对容易，再加以想象的触发，往往能产生新的思想。事实上，当熟识的人以自己编著的书籍来请序时，这无异于给王世贞出了一篇“命题作文”，而书籍编著者的情况以及书籍文本则可充当背景材料。对书序文作者王世贞来说，观照书籍编著者和读者、阅读作品、写作书序文的过程，正是唤起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激发与书籍编著者的认同感，甚至发挥想象，最后达到主体间的谐融，写就书序文的过程。 例如，王世贞早年在《艺苑卮言》中通过回顾俳律、绝句的发展历程，对以时代先后论诗文优劣的看法提出过质疑(13)。其晚年时，邹迪光(1550-1626)以所著《鹪鹩集》来请序，王世贞面对令他“骤若豁而朗者”的诗作，勾起了自己文学观点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带来的愉悦和激动在作序时亦是难以自抑，回顾自“束发而游于艺园”以来垂四十年的经历，王世贞对“不应以时代论诗文优劣”的观点更加坚定，他说：“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锺嵘、严仪，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乃今而悟其不尽然，以为治诗者，毋如《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如是三者，以观世足矣。”如果说在写作《艺苑卮言》时，王世贞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严羽《沧浪诗话》影响的话，那么，此序上引所论正是王世贞对严羽的某种超越。并且，邹迪光的诗作并非王世贞等人主张的复古，而是自有一番个性，不过这却激发了王世贞的想象，促使他在序中对格调法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先有他人而后有我，是用于格也，非能用格者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盖有真我而后有真诗”(14)的观点，不仅可借此为复古派反对“谈性命者，创不根语”(15)等理学风气的文学使命张目，且真正突破了“格”的束缚(16)，肯定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位置。这个观点对明中期文坛实属振聋发聩，后来成为王世贞诗论中极为重要的一笔，是复古文学向晚明性灵文学过渡的有力佐证。 再如陈文烛(1535-?)以其书稿来请序，王世贞阅读后，“盖三得而三为心折也”，此次阅读引发了他对“意”(意气或意兴)与“法”(法式)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序文末尾，王世贞指出当时文坛上的两种倾向并总结其教训：一是剽拟《左传》《史记》者“屈阏其意以媚法”，也就是委屈、抑制自己的才情(或意气)而一味逢迎于前人的法式(格调)，使古文写作虽具形貌却毫无生气，酷肖“古人的影子”；二是背离《左传》《史记》者“骫骳其法以殉意”，也就是放纵自己的才情而背离前人的法式(格调)，使作品貌似有生气而失之于格卑。针对这两种倾向，王世贞概括了陈文烛古文的特点，同时也生发了自己的古文主张：“不屈阏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殉意。”(17) 又如黄姬水(1509-1574)早年因习古文辞，诗文多精丽宏博，中年游白下，诗文风格稍变而渐趋澹雅自然。当其以《白下集》求序时，王世贞阅读后，不禁深深叹服：“淳父真能剂矣。”黄姬水诗文风格的转变，给长期徘徊于才情与格调间的王世贞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他认为通过黄姬水那样的调剂以求折衷，或许可使才情与格调得以统一：“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趋古而能无下，因遇见象，因意见法，巧不累体，豪不病韵，乃可言剂也。”(18)意融法中而不出法外，不法而法，不意而意，最后方能达致浑然无迹之自然高古。 文学书籍而外，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王世贞为经学、史学等书籍作序时。好友凌稚隆《汉书评林》书成，请同样对班史有深入研究的王世贞为其作序。这次作序引出了王世贞治班史的心得体会：“孟坚亡，后世其无史哉?非无史也，夫人而无能为史也。所以无能为史者何?夫孟坚之为史也，非尽孟坚史也，后元而前太史公共之矣，始元而后叔皮共之矣，志有十大家共之矣。夫志固无论，其它若纪传，或繁而损，或略而益，或因而裁，或朴而润，微孟坚畴所折衷哉?”(19)王世贞归纳了治班史的“三端”：其书僻不易识，其事远不易证，其义奥不易通。此外，还精到地指出宋代和明代各治班史之所长，显示了王世贞对于历史撰著非同寻常的识见。赵用贤(1535-1596)合刻《管子》和《韩非子》，请王世贞作序。借此机会，王世贞思考了这样的问题：管子、韩非子，一为相，一受戮，为何二人的命运竟有霄壤之别呢?他从天下大势及霸主、宠臣的心理出发，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齐不成霸行，而桓公之霸心发，则机合。机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说之，欲胜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擅功，则机不合。机不合，非不得不轻。”论及《管》《韩》的影响，他认为“宋人之所得浅”，而称道“孔明之所得深”，把宋朝国力之不振，归咎于不能“以实取之”于《管》《韩》(20)，眼光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捕捉到《管》《韩》用世的道理。 在这类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所作的序文里，王世贞对于与书籍编著者相互认同之处的寻求与个人想象的发挥，可谓熠熠生辉，触处皆是。如《叶雪樵诗集序》中说：“其气完，是以工句而不累篇；其调谐，是以篇工而不累格。”(21)《真逸集序》中说：“大约剂华实，约事景。其遇物触兴，不取自于人而取自于己，是以有恒调而无越格。”(22)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时，多引其此类书序文作为材料，甚至有时该条引自书序文的材料竟是唯一的线索，然而对于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如何形成的讨论却不甚深入。事实上，书序文的书写即是书序文作者与书籍编著者在一致与不一致间的对话、沟通，找到相互认同或契合之处，甚至激发想象，进而产生新思想的过程。或许我们可以说，在阅读他人的著作并为其撰作序文的过程中，王世贞许多原有的、零散的想法得以唤醒和整合，甚至萌生出新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序文的书写便可以被认为是王世贞文学、史学等思想观念的来源之一了。 再进一步看，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相交关系的产生，也影响到书籍和其最终要面向的读者间的距离。因为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的熟识，难免容易让读者产生心理防备，猜测书序文作者的书写会对书籍编著者有所偏袒，对书籍文本有所溢美。有鉴于此，王世贞常常采用一些书写策略，比如刻意淡化自己作为书籍编著者的“熟识者”的身份，甚至暂时移置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和书写，以便尽可能消释其心理防备，获取信任，从而顺利完成书序文对读者的引导。由于在这类书序文中，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间既互有勾连又相对独立，既有相同场域又有不同场域，主体间的关系极具张力，这就使得书序文作者身份的移置有了可能。 在为和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时，王世贞常会有意地在书写中运用一种仿佛并不在意读者的话语表达方式。譬如，在《王世周诗集序》中，他写到：“世周既不蕲为名，余又不蕲为世周名重，各志其所就而已。”(23)说书籍作者王伯稠(1542-1614)编写该书并非为了声名，自己也不是为了帮王伯稠吆喝赚取声名，二人都只是畅所欲言的自在表达罢了。如此刻意的自我剖白，即是说明书序文作者自身的无目的性和立场上的不偏袒，这种貌似不在意读者，实则是颇费心思的澄清，避免了读者可能对书序文作者产生的怀疑，容易获得读者信任。在《魏懋权时义序》中，王世贞并不直接表明自己对魏允中(?-1585)时义的推赏，而是先通过外界的传言和永嘉王公之口的赞美，引出魏允中时义的不凡，然后把自己置于读者的位置，以“陌生人”的态度和眼光与读者一起去阅读和验证：“余得而读之，而后知王公之所得于魏子深也。”(24)在《华孟达集序》中，王世贞更借吕不韦因为挟诈的缘故，其《吕览》虽设万金而人莫敢增损一事作对比，说：“今孟达居贫贱，而名未即就，不足以胁人之耳目而易其真。”(25)既然华善继(1545-1621)贫且贱，名不就，不足以挟人耳目，那么如果人们仍旧认为华善继的文章好，便是真的好了。作为书序文作者的王世贞站到读者的立场去思考、言说，巧妙地避开了书序文作者因直接称赞书籍及其编著者而受到读者怀疑的立场缺陷，向读者呈现出自己在序文书写中不刻意而为，不对读者献媚讨好的姿态，欲擒故纵，反而更容易令其信服。 此外，王世贞在这类书序文里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设问和对话问答，例如：“余故尝从二三君子后抑宋者也，子正何以梓之?余何以从子正之请而序之?”(26)“冯子之集所为《西征》者何?……何以独称《西征》也?”(27)后面皆一一作答。在为欧大任(1516-1596)《浮淮集》作序时，对于欧大任游淮之旨，王世贞故作不解地发问：“欧先生所欲当独六七大夫?”从而引出欧大任自己以司马迁的事例作出的回答：“不然也。……昔司马子长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窥九疑，浮于沅湘，厄困鄱、薛、彭城时，岂有六七大夫足知者!”(28)这就借问答向读者说明了欧大任著述《浮淮集》背后的深意。在《周易韵考序》中，王世贞更是直接以读者的立场发问：“即所谓三易说有不能半韦编，何暇韵考?”对《周易韵考》这部书大胆质疑，然后又说：“然余切悯幼于之意而稍著其用，世毋以玄之例覆瓿可也。”(29)这才表明了真正的目的。这种自问自答的设问与此问彼答的对话，可以产生独特的写作趣味和阅读趣味，而书序文作者王世贞刻意将自己作为“熟识者”的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上去发问，不仅解答了读者的疑问，且可以首先与读者取得心理情感上的亲近，此后再去展开序文的书写(这其中包括故作“客观”或迂回地为所序书籍和书籍编著者说好话)就顺利很多。 不同于书序文作者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重合时关系的粘滞，为与自己有过直接接触或交往的人编著的书籍作序时，王世贞和书籍编著者主体身份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勾连的相交关系，两个主体间具有极强的张力。在这种复杂微妙的主体关系间，书序文作者在同书籍编著者对话和沟通时，容易找到相互认同的所在，甚至触发想象，最后付诸文本写成书序文；因为和书籍编著者的熟识，书序文作者为了消释读者的心理防备，会刻意将自身作为“熟识者”的主体身份移置到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和言说。总之，王世贞在其间辗转腾挪，探索出不同的书写策略，许多优秀的书序文作品都出现在这类序文里，如名篇《宗子相集序》《俞仲蔚集序》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