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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论评。“文评”概念的外延，包括评论文体、品评作家、研求文法、记载本事和随感杂录的图书。这些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文评专书”指就论评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既包括问世之始原本就是单行文献的图书，也包括后人为前人重新编撰的图书。 关 键 词：诗文评/文评/专书/别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14ZDB06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SKZZY2014072)。 作者简介：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文献中，有一类论诗评文的图书，内容丰富而体制完备，《四库全书总目》统称之为“诗文评”。其中就“诗评”而论，无疑以“诗话”为大宗，但也涵容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评、诗说之类的图书；就“文评”而论，则以“文话”为名的图书数量极少，习见的是标名为文论、文评、文说、文式、文法之类的图书。清初张潮(1650-?)说：“古有诗话而无文话，即有之，亦不过散见于各篇之中，未有汇为一卷者。”①因此，当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时，虽仿照“诗话”、“词话”，而取“文话”为名，但在具体论述时，却认识到有些著作“实已不为说部性文话所限”，而含混地概称该书所收著作为“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或随意简称为“文评资料”、“文论著作”、“文评著作”等②。 确定社会对象的名称，无疑是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③。荀子说：“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④。确定研究对象的名称，也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着眼，我们认为与其将“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称为“文话”，不如遵循《四库全书总目》之例，加以规范，称为“文评专书”。而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正名”，即科学地确定“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 在逻辑学上，“内涵”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指一个概念所确指的对象范围。我们认为，“文评专书”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应包括“文评”和“专书”两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整体组合。 当然，这两个概念本身都是“弹性”概念，由此造成“文评专书”概念的模糊性、灵活性、随机性，使“文评专书”概念具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特征⑤。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大致确定带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文评专书”概念在内涵及其外延上的“边界”，以此作为开展中国古代散文文献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点。 二、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 在中国古代，评诗论文的图书大多归属于集部“诗文评”类。因此追溯文评专书的来龙去脉应先从目录学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说起⑥。 西晋时，秘书监荀勖(?-289)奉命，以魏秘书郎郑默(213-281)《中经》为蓝本，编纂《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⑦，其中“丁部”实启后世之集部。南朝梁阮孝绪(479-536)《七录》集录图书，有鉴于“顷世文词，总谓之集”，遂设“文集录”，下含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类图书⑧。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以《七录》为本，并将杂文部与总集部合为“总集”类。如挚虞(250-300)《文章流别志论》、李充(291后-365前)《翰林论》、刘勰(466?-539?)《文心雕龙》、钟嵘(约468—约518)《诗品》(一名《诗评》)之类评诗论文的图书，皆著录于“以纪类分文章”的总集类⑨，并未独立成类。 至唐开元年间(713-741)编定《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在“集部”总集类中附录评诗论文的图书，以“文史”作为类名，特加小字注明⑩。时隔二百多年，北宋真宗朝(998-1022)官修《三朝国史艺文志》，明确地在集部中独列“文史”一类，指出：“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搉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11)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1003-1056)等奉敕编成《崇文总目》，据《三朝国史艺文志》之例，将谈诗、论文、评史的25部图书独列为“文史”一类，与别集、总集并立(12)。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1007-1072)等编纂《新唐书·艺文志》，也将“文史类”一目，附列于“丁部集录·总集类”之末，著录诗文评与史评图书，与其他总集相区别(13)。《崇文总目》著录“文史”类的体例，成为后世目录学著作的圭臬(14)。 北宋末郑樵(1104-1162)撰《通志》，其《艺文略》将古今公私书目分为十二类，第十二类为“文类”，大致分为“别集”与“非别集”两家，“非别集”中有“文史”、“诗评”的子目，与“楚辞”、“总集”等并列(15)。其中“文史”目下，著录图书23部，包括《翰林论》、《文心雕龙》、《文格》、《史例》等，皆为兼评“诗文”或专评“文”的图书；“诗评”目下，著录图书44部，包括钟嵘《诗评》、王昌龄《诗格》以及多种诗话，皆为专评“诗”的图书。目录书中以“诗评”立目，始见于此(16)。而以“文说”取代“文史”，则首见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赵希弁(生卒年未详)编《郡斋读书后志》，见该书卷2“集部·文说类”(17)。 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易“文史”之名为“诗文评”，始见于焦竑(1540-1620)编纂的《国史经籍志》。该书初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卷5“集类”分为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六类。“诗文评”类中，自“李充翰林论三卷”、“任昉文章缘起一卷”始，至“僧神郁四六格一卷”、“杨囦道四六余话二卷”止，多为文评图书；自“颜竣诗例录三卷”、“钟嵘诗品三卷”，至“王元美艺苑卮言八卷”、“又艺苑卮言附录四卷”、“名贤诗评二十卷”止，多为诗评图书(18)。稍后祁承  (1563-1628)编纂《澹生堂藏书目》，“集部”分为“诏制、章疏、辞赋、总集、余集、别集、诗文评凡七类”，而“诗文评之目为文式、为文评、为诗法、为诗评、为诗话计五则”(19)。清康熙间钱曾(1629-1701)编纂《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分“诗集”(实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集”四目。其中“诗文评”著录图书，先文评，后诗话(20)。可见时至晚明清初，集部中的“诗文评”类目已为众多目录学家所采用，并已约略区别诗评图书与文评图书。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即沿此例，顺理成章地采用“诗文评”作为类名。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集部”中，评诗论文的图书在总体上经历了初唐以前附属总集——盛唐(8世纪)以后独列“文史”类——晚明清初(17世纪)以后独列“诗文评”类的历史变迁过程。诗文评类图书命名的独立与确立，标示出中国古代诗文评观念的逐渐成型与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