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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评”的内涵与外延 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集部“诗文评”类的衍生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文史”或“诗文评”概念，是随着集部图书的独立和“诗文评”类图书的渐增而逐渐生成的。章学诚(1738-1801)论“文史”类独立列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所以别立文史专门也。”(2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22)《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23)。其实，“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在集部中的独立，不仅因为其体裁渐备和数量激增，更因为其地位变迁，标示着学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如朱自清所说的：“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24) 第二，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文史”或“诗文评”的概念大致有一个确定的指称范围，亦即有其相对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做了颇为清晰的概括：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25) 简言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而“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指的是“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外延。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的概念即使仅仅指称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概指一切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也可称为“文章”或“文辞”(26)；狭义的“文”，则与“诗”并称或对称，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27)。《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论文之说”之“文”，取其广义，兼容诗文。而我们所说的“文评专书”之“文”，则取其狭义，即以“诗—文”并称或对称为语境，指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就其文体类型而言，以古文为主，涵容骈文、时文与赋(28)。 “文史”或“诗文评”概念的内涵是“论文之说”，这是古人的共识。如北宋末许顗(生卒年未详)详释诗话的内涵，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29)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认定：“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30)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说，如《诗品》与《文心雕龙》是“考文论艺，渊源流别”(31)。 “评”，三国魏时张揖(生卒年未详)《广雅·释诂》释为“议也”(32)，北宋《广韵·庚韵》释为“评量”(33)，《文心雕龙》释为“平理”(34)。或意为“品题”，如《后汉·许劭传》云：“劭好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35)《南史·钟嵘传》云：“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36)所以钟嵘《诗品》也称为《诗评》。 因此，“文评”概念的内涵，指的是针对一切“非诗”的修辞敷采的文字写作(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等)的评议、评论、评说、评述、品评。 就其外延而言，章学诚依据诗话的内容，分为“论诗而及事”与“论诗而及辞”两大类(37)。《四库全书总目》则以“论文之说”的知识内容为依据，将“诗文评”类图书细分为五种类型：(一)“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即评论文体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即品评作家的图书，如钟嵘《诗品》；(三)“备陈法律”，即研求文法的图书，如皎然(生卒年未详)《诗式》；(四)“旁采故实”，即记载本事的图书，如孟棨《本事诗》；(五)“体兼说部”，即随感杂录的图书，如刘攽(1023-1089)《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这五种类型大致确定了“诗文评”类图书的对象范围。 第三，从历史渊源来看，“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是从“总集”类图书中逐渐分离、独立出来的，因此与“总集”类图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8)。清康熙间吴琇(1651-?)说：“予夺可否，次第高下，诗于是乎有选；平章风雅，推敲字句，诗于是乎有话。话者，诗选之功臣也。”(39)历代诗文总集，尤其是独具慧眼的诗文选本，对作家、作品的选与不选、多选与少选，及其编纂体例等，都体现出选家的独特眼光和独特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亦堪称“论文之说”。因此明末谭元春(1586-1637)说：“故知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40)而历代诗文总集中的注释类图书和评点类图书，在遴选、编纂诗文作品的基础上，再加以注释与评点，更体现出鲜明的“论文之说”的特征。如元初方回(1227-1305)编《瀛奎律髓》49卷，专录唐宋五七言律诗，自序云：“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41)尤其是评点类图书，就其内容而言，既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特征，也有“文章之衡鉴”的特征(42)，因此古人也时或将之归属为“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如吕祖谦(1137-1181)《古文关键》20卷，是最早的诗文总集评点文献，《宋史·艺文志》就著录于“文史类”(43)。 有鉴于此，祝尚书认为，“文章学论著”可分为评点类、专著类两种类型。评点类包括古文评点和时文评点，古代目录书一般多归于总集类，但却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资源(44)。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也将“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作为“后世文论著作”的四种类型之一(45)。 但是，从概念的内涵来看，独立于诗文文本之外的“论文之说”，与依附于诗文文本的评点之文，其本质属性显然是迥然有异的：前者旨在“论文”，后者旨在“选文”；前者是“论体”、“说体”，后者是“选体”；前者是“因论生文”，后者是“因文生论”。清人王之绩(1648前-1703后)撰写文评著作《铁立文起》，明确指出：“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46)刘兴樾(?-1844)《石楼诗话序》也说：“诗话不同乎选诗。”(47)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概举“论文之说”之“五例”时，并未包括诗文总集评点图书。而《历代文话》辑录部分古文总集评点文献对所选文章的评语，“依《词话丛编》例，统以‘某书评文’为书名(如《崇古文诀评文》、《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等)”(48)，不免越出“论文之说”的内涵，造成“文话”体例的紊乱，实不可取。 至于南宋计有功(约1126年前后在世)编纂《唐诗纪事》，辑录唐人诗作及相关本事，并记述诗人生平履历，将纪事与辑存作品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编纂体制，兼具总集类图书和诗文评类图书的特征。这种编纂体制源于孟棨《本事诗》，属“旁采故实”之例，所以《四库全书》将《唐诗纪事》收入“诗文评类”。准此之例，陈鸿墀(1758-?)《全唐文纪事》一书(49)，虽然《历代文话》未加收录，但却完全应该纳入“文评”类图书之中。 第四，“文史”类或“诗文评”类图书，虽然归属于“集部”，但却往往未能严守“集部”之畛域。章学诚指出：“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尔雅》训诂类也)；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此二条，宋人以后较多。)”(50)原本归属于集部的诗话，因其内容庞杂，兼收并蓄，难免通于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和子部之杂家。《四库全书总目》在概述“诗文评”图书之“五例”时，也特地揭明“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51)。 从实际归属来看，尽管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多归属于集部“文史”或“诗文评”类，但也有一些图书曾经归属于子部乃至经部、史部。如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卷3下，将欧阳修《欧公诗话》、司马光(1019-1086)《续诗话》、苏轼(1037-1101)《东坡诗话》等，纳入“子部·小说类”(52)。其后赵希弁编纂《郡斋读书志·附志》，将任昉(460-508)《文章缘起》纳入“子部·类书类”(53)。晁瑮(1507-1560)《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文断》、《古文法则》、《文式》、《金石例》、《文章瓯冶》、《汝南诗话》、《宋诸家诗话》等诗文评图书(54)。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图书在古人的图书分类中归属于子部或史部，就无视或否定其作为“诗文评”类图书的价值。仅以子部图书为例。如南宋陈善(?-1169)《扪虱新话》15卷，杂考经史诗文，兼录杂事，《四库全书》置于“子部·杂家类”，《历代文话》明确认为不应收录(55)。但是，该书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研究价值，理应纳入论诗评文的“诗文评”类图书。又如南宋叶棻(1162年前后在世)编纂《圣宋名贤四六丛珠》100卷，类编与四六相关的典故、偶句等，在四部分类中属于“子部·类书类”，《历代文话》因此未予收录。但是此书虽非“文话”，却包含着对骈文文体与文法的深刻认识和思考。尤其是该书卷74至卷84，为各体文(主要为奏状、内简、劄子等)之体式汇辑，每种体式之下，皆直接详列首尾格式、或起始结尾段落，详尽明晰，可供撰写时直接套用(56)。因此，该书无疑是专门研究狭义之“文”的图书，理应纳入“文评专书”。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先是集部中“文史”类图书独列一类，而后“诗文评”图书合成一类，因此，就“文评”类图书而言，固然大体上可以与“诗评”类图书相区别，但更多的情况，却是一部图书兼容“文”与“史”，或兼容“诗评”与“文评”。兼容“文”与“史”的图书，如刘知幾(661-721)《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续修四库全书》均列入“史部”)；兼容“诗评”与“文评”的图书，如刘勰《文心雕龙》、王应麟(1223-1296)《词学指南》(所谓“词学”，包括骈文、散文、韵文)、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等(57)。甚至有兼容诗、文、书、画等的图书，如邹炳泰(1741-1820)《午风堂丛谈》8卷、刘熙载(1813-1881)《艺概》6卷(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我们认为，这些图书也应纳入“文评专书”的对象范围。 由此可见，就研究狭义之“文”而编写的图书，虽然以集部为主，但也包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因此，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涵容中国古代“论文之说”的对象范围，我们主张选择较为宽泛的“文评”概念，而不用“文话”概念。采用“文评”概念，我们也就不必执着于辨析文式、文格、文法、文例之类的图书，是否可称为“文话”(58)，因为它们无疑都属于“文评”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