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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方清商曲辞的古题创作及吴声歌拟作情况 据《古今乐录》记载，吴声10曲，后又加入10曲，西曲则34曲。吴声西曲加上神弦歌一并收入清商曲辞。其中神弦歌的拟作在唐代多见，南朝时期并无同题诗篇。因此本段主要针对吴声、西曲的题目及拟作进行研究。对清商曲辞题名和源流的记载如下：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晋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关中，收其声伎，南朝文物，斯为最盛焉。后魏孝文宣武，相继南伐，得江左所传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隋平陈，文帝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以新定律吕。因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谓之清乐。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唐贞观中，用十部乐，清乐亦在焉。至武后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由，工伎废弛于吴音转远矣。……有世代可考者，各存其世。无可考证者，如黄生、黄鹄等曲，并附于晋，从其始也。[3] 从这段话，可以得出以下几个信息：第一，清商曲辞可以追溯到汉相和三调，可见，齐梁文人拟作题目虽较吴歌、西曲题目有所扩展，实则关注的仍属相和古辞范围，但是创作集中于江南地区；第二，清商曲在南朝宋时达到新的高度，为帝王所倡且已重新定乐，此时创作较前后朝代较多；第三，一直到唐代武则天之后，清商曲才渐渐消声，因此唐代多有文人如元稹、刘禹锡等作清商曲题。 清商曲辞被认为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地区汉族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相结合的产物。《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广增。其始皆徒歌，继而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P.639)《古今乐录》曰：“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鄧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2](P.688)可见，吴歌、西曲的活跃地带都集中于江南一带，是典型的“南音”。吴歌从起始的徒歌开始，可能稍早于西曲，而入乐之后始与西曲并行发展，二者虽属民歌，流行年代与地点相似，但乐曲、音节都有不同。因此晋代吴声歌被目为“古辞”，其作者也就成了这类题目的创制者。比如《桃叶歌》3首，据《古今乐录》记载是晋王子敬所作，桃叶是王子敬小妾，深受宠爱故歌之；《前溪歌》7首，据《宋书·乐志》记载，乃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前溪为舞曲。另外，还有一些民歌作者虽无确切记载，或为民间传唱，其辞自晋迄齐一直保留，如《子夜歌(四)》12首、《上声歌》8首。 齐梁文人对吴歌直接拟作最多的，是梁武帝萧衍，有《子夜歌》2首、《子夜四时歌》、《欢闻歌》、《团扇歌》及《上声歌》。足见萧衍在拟作上对吴声歌曲偏爱。萧衍的作品，基本延续晋古题的本意和体制，如《子夜歌》描绘的仍是女子形态、生活，与“晋有女子名子夜”[3](P.1040)一致；《子夜四时歌》仍按“春歌、夏歌、秋歌、冬歌”组合，且每组多曲，《欢闻歌》更是有“持底报郎恩”的原句。萧衍创作清商曲辞，以单纯的仿作为目的，并无新创。 沈约有《团扇歌》2首，基本是对晋诗原文的重复。摘录其一如下： 《团扇歌》6首(晋诗)其二：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郞玉手，因风托方便。 沈约所作《团扇歌》其一：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玉郎手，因风访方便。 只第三句调换一字顺序，第四句改“托”为“访”，仿作的模式与萧衍无二。 文人对此类曲题摹写的随意性，带有玩味的态度，是文学史上常见的正统文人对新声或民歌的一种不屑。故文人对此类曲辞的摹写，一方面由于乐曲演奏性的需要很大，不能忽视，另一方面，有文人刻意雅化的目的，再者，因此类诗歌题材内容确实不广阔，因此，拟作的诗篇缺少新鲜性和创造性，难以继续维持题目的流行与传播热度，一旦乐曲演奏减少，此类题目就会出现衰落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