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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职官品级划限与选本诗歌批评方法的新变化 据上文，《河岳英灵集》选诗时间上界定在盛唐时期。除此，从遴选范围上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即是殷璠对待所选诗人群体身份地位的问题。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说是“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然而，据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考(26)，殷璠所选24人，其开元、天宝前后，多为品级低下、仕途不达的文士。据《登科记考补正》(27)、《河岳英灵集》人物小传(28)、岑仲勉《唐人行第录》(29)、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30)、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31)、安旗与薛天纬《李白年谱》(32)、张清华《王维年谱》(33)、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附《高适年谱》(34)、《岑参集校注》附《岑参年谱》(35)、《孟浩然年谱》(36)、《孟浩然诗集笺注》(37)，可以看出，自开元十五年至天宝十二载前后，殷璠所选录诗人，所任职官最高品级在从五品下以上者仅三人，分别是： 王维：天宝十二载，在文部郎中任，从五品上。 崔国辅：天宝十一载四月，坐贬竟陵郡司马，从五品下。 卢象：约天宝四载，官齐州司马。转汾、郑二州司马，从五品下。 余者，常建、李白、刘眘虚、张谓、王季友、陶翰、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等二十一人，职官品级均在六品以下。就殷璠所选职官品级较高的三位诗人观之，崔、卢二人，虽然曾任从五品下职官，但不过是州郡司马而已，且崔国辅官竟陵郡司马，乃坐贬所致。即使是王维，其职官品级也仅仅是从五品上。正五品及其以上且在盛唐诗坛享有才名的文士，殷璠一个也没有选录。可见，殷璠以职官品级划限，所选录者，均为盛唐时代政治地位处于中下层的文士。 关于职官品级设限问题，《河岳英灵集》的《叙》有两处论及：“且大同至于天宝……除势要及贿赂者……岂得逢诗辑纂……”，“如名不副实……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殷璠以职官品级划限的特点，从选本中品评诗人也可以找到旁证。如评常建“高才而无贵仕……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评高适“隐迹博徒，才名自远”，评孟浩然“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等等。可见，殷璠选评诗歌过程中，其情感倾向，更多偏向才高不达的文士。《河岳英灵集》有些品评，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职官品级问题，但联系诗人生平以及殷璠品评言辞，仍可以看出殷璠对职官品级的态度。如评李白“常林栖十数载”、评刘眘虚“惜其不永，天碎国宝”、评薛据“自伤不早达……怨愤颇深”等，由此可见，殷璠对怀才不遇、仕途不达的文士是有一定认识的。 在唐代，文士看重职官品级，是有其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的。五品以上的文士，考核选拔等与六品以下不同。《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云：“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同书同卷又云：“其择人有四事……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五品以上，不试，列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敕处分。”(38)《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亦云：“凡内外官有清白著闻，应以名荐，则中书门下改授，五品已上，量加升进，六品已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迁转。若第二第三等人，五品已上，改日稍优之。六品已下，秩满听选，不在放限。”(39)五品以上，俸禄优厚，如《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录唐太宗语云：“……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40)五品以上官员，其子孙享有不同级别的恩荫待遇。《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云：“以门资出身者……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41)五品以上官员致仕，与六品以下官员也不一样，如《新唐书》卷一九《礼乐》九：“五品以上致仕者为国老，六品以下致仕者为庶老。”(42)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不同者甚多，又如《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通天冠者……三品以上亦加宝饰，五品以上双玉导，金饰，六品以下无饰。”(43)可见，相比六品以下职官，五品以上官员享有诸多特权。四品以上的官员，其特权就可想而知了。 表面上看，殷璠痛恨“诠拣不精”，期盼遴选“河岳英灵”，强调“权压梁、窦，终无取”，而在编集过程中，他以职官品级划限，断然将“势要”排除在外，表面上看，这与他的编集主旨相悖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才使得《河岳英灵集》在继承其以前编集成就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所载，唐以前，疑《文林馆诗府》等选诗总集涉及到文士职官身份。有唐建国至《河岳英灵集》之间，有《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等，与文士的职官身份有一定关系。尤其是《珠英学士集》，特点更为明显。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曰：“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44)“官班为次”是崔融在编辑方法上的创新。至芮挺章《国秀集》，将这一方法发展到更高一级水平。殷璠《河岳英灵集》没有采用“官班为次”，而是采用职官品级划限，显然，这是诗歌选本编集过程中，编集者划定编选对象、确定批评范畴的新方法。 同时，也应当看到，殷璠将“势要”者，如张说、王翰、李昂、孙逖、贺知章、张九龄等，尽皆摒弃于《河岳英灵集》的编集范围之外，也应当是殷璠特“意”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也正是如此，使《河岳英灵集》成为一部具有个性化特色的诗歌总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