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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名家名篇：译作胜于研究 自八大家之后，马古礼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述及的宋代散文家还有三位。首先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文，散文以诔词、散记和长篇政论为主要形式。”之所以介绍叶适，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流传较广，而且因为马古礼认为“他的散文的优点和缺点都能体现这一时期中国散文创作的特点”，即文字风格“简洁流畅而不失高雅”，马古礼发现其60多篇文章中时常出现四六对偶句式，颇似六朝遗风，同时又保持古文运动以来清晰明畅的文风；但是同时也存在理气浊重之不足。 马古礼善于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置于相应的历史时期中进行考察，他对南宋时期的政治动荡有所关注，而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便是诗文词曲各体皆工的元好问。马古礼认为他的文风更加接近韩愈和曾巩，只在《叶县中岳庙记》等少数篇章的风物描写中效仿柳宗元，尤其是这一篇与柳宗元的《石头城记》最为相似。“元好问的散文中诗意不足，作为北方文人，他并不着力于自然风景描写，但是他擅长叙述，《济南游记》和《东游记略》便是体现了这种叙述风格，简洁而生动。”马古礼还发现元好问所著序跋文和论说文体现了“博学多识和批判精神”，这一类文字不仅“清晰流畅”而且“逻辑缜密，始终伴有道德哲理色彩”。(52)马古礼再一次指出南宋末年的文学创作更重哲理，师工有余而灵气不发。正因如此，他将元好问置于二流文人之列，并且认为唐宋八大家之后的文人大多如此。 最后，马古礼认为南宋末年的爱国将领和著名文人文天祥具备两大优势——“音韵考究”和“极具感染力的情感抒发”，此外，他文风质朴，并“好用历史和文学典故”。总体而言，文天祥更具诗人气质，他的散文成就虽然没有诗歌成就卓著，却是在盛产诗人的宋朝“体现这种呼唤诗兴而作文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53) 上述之外，我们所发现唐宋时期被偶尔涉及的散文作品还有马古礼在《中国古文选》中选译的魏征《谏太宗十四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勃《滕王阁序》、李白《与韩荆州书》和《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两篇、刘禹锡《陋室铭》、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王禹偁《待漏院记》和《黄冈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周敦颐的《爱莲说》等。此外还有艾梅里(Martine Vallette-Hémery)在《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54)中翻译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吴龙翰《黄山纪游》和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班文干先生在《中国古代文选》中选译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和周敦颐《爱莲说》。以上名篇佳作的翻译成果足以令人欣慰，不过并未得到更多汉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和研究兴趣。 总体而言，在20世纪，唐宋散文在法国的译介工作在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名篇佳作多有移译，但是仍然显得零散和薄弱，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从译介对象而言，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因其在古文运动中的重要影响而得到相对较多关注。从受众分布来看，大多数译介成果仍然局限在少数汉学研究者和一些汉语学习者的范围，与唐诗宋词在法国的普及程度相比，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仍有很大翻译和研究空间。(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