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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氏父子译介：苏轼独领风骚 继欧阳修之后，宋代三苏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苏洵擅长散文，马古礼译有《六国论》和《管仲论》(33)，但对作品没有进行具体研究，只是对其散文的整体风格有所论述。国内学者通常认为苏洵的学术渊源来自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思想，马古礼也明确指出苏洵常以《战国策》为阅读经典和写作典范，因此他尤擅史论和政论，其文章风格也脱胎于之，结构缜密，说理周详，纵横恣肆，且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但是，马古礼也认为，苏洵的散文在论点鲜明的同时喜欢“以气御文，难免将个人好恶强加于读者，令人不能完全苟同”。(34) 苏轼之名胜于其父。马古礼认为，“欧阳修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而苏轼诗名更高，但是他的散文创作仍然丰硕，可与欧阳修相提并论，成为宋朝中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坛领袖”。苏轼“乐于吸收自古至今优秀作家的文体优点，无论是上古周朝的文字还是同代曾经提携过他的文人领袖欧阳修，他都怀有景仰之心”。然而，马古礼对于苏轼睥睨六朝之文颇有微词，认为他为了歌颂韩愈的古文运动功绩而赞同其否定六朝诗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韩愈之言可以理解，因为出于论战需要而往往言辞激烈；而苏轼的轻率态度则令人不解”。不仅如此，马古礼还写道：“无论从气质还是才华而言，苏轼都无限接近于陶渊明或谢灵运一类文人，而非韩愈等唐代作家。”(35) 马古礼翻译过苏轼《贾谊论》、《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潮州韩文公》等10篇散文(36)，注意到各类体裁在苏轼文集中均有体现。显然，马古礼对于苏轼的论说文无多好评，认为他的史论文章往往“立意偏颇”，“为了说理周详而不能将古人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审视，他一方面执着于个人观念，一方面不了解真实的政治生活，因此将一切与其个人原则相悖的言行都以罪论之”。马古礼在苏轼文集中没有发现祭悼文，而且认为他的散文“虽然充满飘逸、诗意和哲理但是很少流露个人情绪”，并由此展开了对苏轼的性格及思想的讨论。首先，他认为这说明苏轼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不似其他文人多流于人之常情，并且推断这可能受到父亲苏洵性格遗传，或是受到所读《战国策》中政客形象的影响；继而，马古礼可能自己意识到这种臆测过于主观，所以更倾向于从苏轼的道家思想上寻找原因，马古礼还列举了苏轼的两篇文章借以说明：其一是《超然台记》有曰“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和“物非有大小”，故而事物的重要性乃人之赋予，而快乐的秘籍则在于懂得超然事物之外；其二是《赤壁赋》中苏轼通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表达了将短暂的人生融于无限的自然以达至永恒的心境。总而言之，在马古礼看来，可能正是苏轼本人庄禅旷达的生活态度使他不轻易表达悼逝之情。(37)其实，苏轼之文虽有略情之处，但是马古礼亦有失察，例如苏轼在《祭文与可文》中哀悼以画竹闻名的好友文同，情真意切，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半年后，他又写作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深情追忆故友，见画中竹“废卷而哭失声”。笔者认为，苏轼的散文记事抒情，处处可见真性情，可能是因为文中常常合景存情且含蓄深沉，其中蕴藉的情感不易于被一个外国汉学家所体悟。 相比于论述文而言，马古礼对苏轼的山水游记更有兴趣，并在评论中经常将之与欧阳修的写景文章进行对比。自然描写虽在二者的文章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们描绘自然的方式不尽相同。欧阳修常“以宁静之心凝视自然，摹山范水，并寻求融身于美景之中”；苏轼则“出于浪漫的气质和高邈的哲思而乐于寻找不平常的自然之景，例如他喜欢捕捉月色下变幻的景致，并且运用奇特的比喻更加突出它的奇妙怪诞”。马古礼捕捉到东坡笔下不同寻常的自然姿态，可谓观察细致、了解深入。他还援引《昆阳城赋》为例，该文描写了昆阳故城遗迹，千年之前的昆阳之战场面被苏轼点化为“兀若驱云而拥海”“虎豹杂沓而横溃”，确实是翻空出奇，充满奇幻的想象。“苏轼经常竭尽能事营造突兀离奇之意境，这是因为他认为事物充满变化性并且具有非现实性。”(38) 马古礼对自汉以来的赋体流变有深入研究，故读东坡赋最有心得。他发现“苏轼作赋不分古体近体”，也就是说，古体赋和近体赋的特点都存在于他的赋文创作中。流传后世的东坡赋有二十多首，马古礼对它们进行了划分，并认为古体赋居多，而近体赋只有两首，即《滟滪堆赋》和《天庆观乳泉赋》。在古体赋风格中仍然可以区别出不同形式，例如《屈原庙赋》中虽“诗句长短不一，但大多以‘兮’字收尾，形似宋玉之赋”，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接近楚辞体的赋文。《服胡麻赋》附有具梦幻色彩的“奇特序言”，“叙事风格颇似《赤壁赋》和《黠鼠赋》”，而且“行文自由，但是每句皆以‘兮’字结束。这种无论奇数句偶数句都以‘兮’字终了的特点少见于赋，更多见于‘骚’”。马古礼发现有几首苏轼赋“韵律整饬，具有六朝辞赋的风格，而锻字选词则接近古风，古今相宜得彰”。在苏轼的赋文中，马古礼认为有一类颇具共性，它们以对话的形式引入议论，而东坡居士本人正是赋文中主要发表意见者，“特征最为明显的便是《秋阳赋》，它与宋玉的《风赋》结构类似，又与欧阳修的《秋声赋》声气相通”。由此论断可见马古礼对中国历代文赋研究之深，时时在类比中考察脉络演变和因承关联。他并不止于表面的比附，还能见异于同：“当然，由于语言变化的自然结果，《秋阳赋》的语言表达和总体格调不及宋玉《风赋》和汉赋意境高远和情感崇高，苏轼之赋常常格调不拘，轻松随意。”此外，马古礼还提到苏轼的《黠鼠赋》与欧阳修同名之作的互文关系，《后赤壁赋》中的景色描写，而这种“在景色中阐发哲理的写作手法……与他所崇拜的庄子的文字有几分相似”。最后，马古礼对于东坡赋总体上给予较高评价：“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将赋这种文体与韩愈古文运动以来形成的散文化语言风格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东坡赋的艺术风格是看似构思散淡随意，实则增添了作品的魅力。”(39)。 苏轼的散文同样得到班文干先生的重视，在《中国古代散文选》中，他选录了《李氏山房藏书记》和《留侯论》两个名篇。在《中国古代文选》中，他又选译了另外9篇，分别是：《答秦太虚书》和《答李端叔书》两篇书信体散文，《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寓言散文《程氏爱鸟》，哲理散文《日喻》，《净因院画记》和《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两篇画论。从篇目选择上看，班文干尽量涉及了不同题材的东坡散文，而且大多数译文之前都有一小段简介，或介绍写作背景或介绍文章主题；从篇目数量上看，苏轼也是入选《中国古代文选》散文篇目最多的作家。2003年，班文干还将所译苏轼散文名篇以《自述》为题结集出版(40)，2010年，宋代文学和思想研究专家斯特凡·傅亚(Stéphane Feuillas)整理和翻译了苏轼的六十余篇碑铭文，结集出版。(41)译者认为苏轼在这种特殊的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中既尊重了官方命题文学的局限，又在主题上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突破了碑铭文平淡无味的固有缺陷，融入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和对世道人生的冥思，充分展现了文学才华。这本近600页的苏轼选集不仅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在选题方式上也将为法国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经典作家提供新的思路。借助以上两部单行本译著的出版，苏轼可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在法国流传度最广的大家。 关于苏氏父子三人，徐仲年在《中国古今文选》中的简单评价基本代表了中国学者的观点：“苏洵以博学著称，苏轼的文学声誉最高，而苏辙则在父兄之后相对受到冷落。”(42)除了马古礼所译一篇《六国论》发表于1925年(43)，苏辙的散文作品尚未进入法国汉学界的翻译和研究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