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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巩、王安石：他乡难遇故知 在国内，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在明清时期曾受到文人的高度赞扬，但是在20世纪的学术界则未受重视。同样，曾巩也很少出现在法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中。徐仲年的《中国古今文选》对其只有一次提及：“曾巩是一个注重循规蹈矩的道学家，但是文才平庸，缺乏突破陈规的独创性，其文颇似枯燥无味缺乏起伏的平原。”(44)此言固然偏激，倒也反映了大家公认的曾文略少情致的缺憾。然而，马古礼却另有见解：“曾巩传世作品数量不多，文风平实朴质，没有任何修饰和造作，直接表达一个朴素清晰的思想，完全通过精选文眼和锻词炼句来产生文韵。”须知马古礼在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过程中一向偏爱形象性和抒情性散文，却对文风质朴的曾巩散文评价颇高：“曾巩并不像司马光那样刻意追求言简意赅，他的文章本身短小精练，因为遣词造句都极为朴实自然，看似毫无特色，却不失为精品。它们表面平易，实际内敛蕴藉，非一般作者所能至。”马古礼此语超过了他对韩愈之文的评价，并且他对曾巩的欣赏并非空洞敷衍之言，而是建立在对作品入微体察的基础上，例如他特别注意到曾巩文中对文言虚词中的连词有独具匠心的使用：“大多数中国文人在一句话中把连词作凑数之用，并无实际意义，而曾巩则能够将之用来起承转合，统领词句。”关于曾巩作品的思想性，马古礼自然也观察到其“醇于儒”的特点，因而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持抨击之态，不过他的立场不似韩愈那样激烈，而依然保持其固有的冷静平和，略施嘲讽，《鹅湖院佛殿记》一文便是此类“平淡中见犀利”杂文中的代表作。(45)由上可见，马古礼对曾巩的研究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是他能透过曾文表面的平易看到内潜的气质与底蕴，比20世纪中国学者给予曾巩的评价更高。在《中国古文选》中，马古礼选译了《寄欧阳舍人书》一篇。(46)此后，直到200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选》，方有曾巩一篇《墨池记》被班文干先生翻译到法文。(47) 无论在政事还是诗文领域，王安石比同侪友人曾巩更负盛名，他在国内得到更多研究，被认为是文学成就卓著的一代名相，然而他的散文在法国同样很少得到研究关注。徐仲年的《中国古今文选》并没有选录王安石的散文篇目，除了介绍他致力变法的经历之外，只提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以“王安石笔力雄健和倨倔刚毅的文字一如其人”(48)一言带过。马古礼译有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同学一首别子固》两篇文章(49)，不过对其散文创作的评价不比曾巩散文更高，而且仅有一段评论文字。首先，他肯定了王安石的散文成就：“王安石数量众多的作品中优点显而易见。与曾巩一样，他时常以看似简单实则经过精心推敲的语句来产生强烈效果。”在下文中，他对王安石文章的点评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态度，因为一个特点既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第一，王文给人一种“博学强识”的印象，但是“其中各种成分往往没有完全融会贯通形成统一，因此难免有拼凑之嫌”；第二，马古礼认为王安石的文章“情韵不足”，不过“在一些能够触动他的主题上便会一改冷峻的面孔，比如在涉及变法的议论中，他总是表现出一个政治斗士刚毅果敢、气势磅礴的精神面貌”。(50)总体而言，可能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长于说理而庄厉峭刻，故而给马古礼造成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同时，这也说明马古礼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在评价中国作家作品时并不完全依据发源国学术意见的影响，而是经常保持自己独立的视角和态度。 马古礼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对于唐宋古文运动给予以下总体评价：“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轫，在公元10世纪得以普及和发展，古文运动在11世纪的文人笔下终于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完美。从12世纪开始，中国人开始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七大古文派散文家。以历史学家著称的司马光不在其列，而之后王安石被增列其中，史称‘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流传甚广，至今享有盛名，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唐宋时期文学的主流。”(51)而在法国，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所得到的译介和研究相对充分，而其他四家的翻译研究则比较薄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