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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京大学藏汉简中的《反淫》一篇从形式上看属于赋体文献。《反淫》的面世在辞赋史上意义重大。由“五”到“七”数理的变化透露出早期赋体文学发展的脉络。“七体”的论述方式，适应了汉代大赋追求叙事全面、气魄宏大的审美要求。《反淫》所设主客二者为虚无缥缈的形象，其问答实为人的两面性进行心理斗争的过程，借以展示人内心的丰富复杂以及自我理性成长的自豪感。《反淫》为“七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 键 词：北大汉简/辞赋/《反淫》/七体 作者简介：常昭，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给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以许多启示。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一批竹简，经鉴定发现竹简大约抄写于西汉中期。这批竹简中的一批文学类古佚书尤其引人注目，令我们对汉代文学的认识加深了一步。其中的《反淫》一篇揭示了早期辞赋发展史上的一些规律，弥补了西汉辞赋发展轨迹的断点。《反淫》从形式上看属于赋体文献，因其结构成篇的方式与西汉枚乘所作《七发》接近，被文学史研究者认定为“七体”作品。目前，《反淫》的简文图版只公布了少数内容，见《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①。本文仅就已知公布部分加以讨论，力求揭示本篇作品在汉代辞赋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反淫》的“七”体价值 我们所熟知的“七体”是由枚乘开创的一种赋体，具有较为鲜明的结构形式和论述特色，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北京大学汉简的整理者将《反淫》归于七体。 (一)《反淫》具备铺陈的论述结构形式 整理者介绍《反淫》时说：“《反淫》，现存竹简59枚，1200余字。本文有篇题‘反淫’，文体属‘七’体，以‘魂’铺陈七事说‘魄子’构成全文。与《七发》等七体文相比，其铺陈的文字简短，不如《七发》那样波澜壮阔。所列七事涉及射御、游观、宴饮游戏及孔老等要言妙道等内容，颇为丰富。自枚乘《七发》首倡以后，此文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者，为研究‘七’体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还有人认为北大汉简的《反淫》中有许多文句具有与枚乘《七发》相同的“七体”特征②。 西汉枚乘的《七发》确立了七体独特的表现形式，全文主要由虚设的楚太子与吴客两者反复问答结构成篇，吴客通过敷陈七件事来诱导楚太子，分别是音乐、饮食、车马、游乐、校猎、欢宴、观涛等七种物欲享受，循序渐进引起楚太子的兴趣，最后以精神需求战胜物质享受令太子幡然醒悟从而病愈结束全篇。 首先，“七体”是一种专事铺叙的文体形式。铺陈其事以说服他人，在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及叙事散文已初见端倪。诸子散文常举五事以说理，大概因为“五”可以概括某一事物所有的方面，如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③五色代指好看的事物，五音代指好听的声音，五味代指好吃的食物。这里不仅使用五色、五音、五味来概括人间欲望之丰，而且除了色、音、味，还加畋猎、难得之货两种情形，共列举了五种事物来论述圣人之治，最后一句话加以总结。在以雄辩为主要特征的《孟子》一书中，并举五事也很常见。《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为揭示梁惠王之大欲，列举五件事进行反问，“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④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孟子一语道破梁惠王的目的，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一总结得到了梁惠王的肯定并表示了信服。在这段五加一的文字中，对于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之五事虽没有进行详细的铺陈，但论述的角度却颇有启发性，即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要求出发，尽可能充分地列举享乐欲望的各种形式，积蓄所有可资反驳的力量准备下一步的论述，从而使得最后的真相即梁惠王之“大欲”得以揭示。但本段言论仍为语录体的文章形式，属于大段文章中的一个段落而非单列篇目，只能视为后来的七体的滥觞。“七体”的行文展开方式也是由物欲出发列举多种人生享乐的方式，最后超越于物质享受的其他追求，压倒一切以结束全文，而这最后一种描述往往属于一种精神理念，在先前所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升华，从而一举推翻上述生活方式或所述事理。不难看出这种体裁的文章是以铺叙为主要写作手法的。 其次，在“七体”的结构上存在一个并列或递进的关系。在先秦叙事散文中，也有许多文章以五加一的行文方式论述事理，有时通过重重超越和否定来表达讽喻意图，这在先秦俨然成为一种行文的惯例。除了上文所举《老子》《孟子》等例子之外，另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庄辛先是列举蜻蛉、黄雀、黄鹄三种事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处理困境所需的策略，由小及大，论说到蔡圣侯及至君王之事，举五事以讽喻楚襄王，最后，“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⑤展示了论辩艺术极强的说服效果。在本篇文章中列举五事的篇幅占了较大比重，对每一种事物的具体描述更为详尽生动，自觉渲染、肆意夸张的意味非常浓郁。《孟子》说梁惠王的片断陈说五事不仅简略，而且五事为平行关系，体现不出步步深入的论说层次，在“庄辛说楚襄王”一段中这五事则为递进关系，一层比一层更甚，逐步盘升，显示了创作者刻意追寻言论效果的用意。 先秦时期的论说文章由零散的论述到有组织的论述，再到列举五种事物，由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体现文学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五种事物或五个角度的描述愈加详尽，更勾画出人们对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对语言技巧的揣摩用心。这为汉代文章论述事理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二)《反淫》揭示“七体”发展的线索 由“五”到“七”数理的变化透露出赋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文选》五臣注云：“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清王兆芳《文体通释》：“七者，阳数之逾五者也。古恒言半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设客主为七章也，主于托物问答，讽喻归道。”⑥说理假托二人问答，遍举诸事以展开全文，最后归于理性战胜感性，此七体所用之道。古人认为“五”仅为半数，不足以施展文气，再增添二事，令为七事，则增强文章气势。另一方面，列举七事以议论，适应了汉代大赋追求叙事全面、气魄宏大的审美要求。 西汉出现七体的原因可以推测，首先是这种体式可以尽情发挥原来辞赋铺陈扬厉的写作文风，这原本是西汉文人驾轻就熟的技艺，又因七事罗列较易模拟从而受到后人的竞相仿作。再者，“七”还意味着七窍所享。《庄子·应帝王》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七窍的享受启发人们从七个不同的角度陈述人之本性欲望。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予有慕之焉。”⑦晋傅玄《七模》序也进一步列举了诸多七体作品及写作七体的作家，拟作数量较多，作家影响较大，因而七体作品渐成一种独立的大赋存在形式，世称“七体”，《文选》列“七”一门，《隋书·经籍志》著录“七林”十卷，“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终得以确认。 《楚辞》有署名东方朔作的《七谏》一文，古人多以为“七体”，今学者多进行过辨析，认为非七体之作。如熊良智认为：“从内容、结构、风格上说《七谏》决不是‘七’体一类的文章。”⑧另如詹杭伦等明确提出《七谏》非“七”体的观点，“《七谏》只是有一个带‘七’字的题目，并非问答之体，亦没有铺陈敷衍出七件事，而是以抒情、咏叹为主，与《九章》之体相同。因此，本篇绝非‘七体’之代表。”⑨这些论述从反面证明了题目中带“七”字的文章并不一定符合后世“七体”的各项特征，“七体”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问答体、铺陈敷衍七事。当然，这时的“七”这个数字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创作实践上也有着灵活变动，容下文论述。 自枚乘独创七体后，后人一般以傅毅《七激》作为继踵之作，可称七体发展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除上述曹植的《七启》序及晋傅玄《七模》序中提到之外，其他一些文献记载了这一说法，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⑩刘勰首先指出了模拟枚乘之作的人多文章多，但认为枚乘之后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作者就是傅毅，其作品《七激》被认为是与《七发》相近的一篇文章。《昭明文选》卷三十四李善注载有这一说法。但是自北大汉简《反淫》一出，这一成说不攻自破。 傅毅生年不详，卒年约为公元90年，属东汉辞赋家。史载其文学创作集中在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年间，“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11)史载傅毅“早卒”，则其文学创作必不会处于西汉时期。《七激》应该作于永平年号(57年-75年)的后半段时期。枚乘卒于公元前140年，那么由枚乘创作《七发》至傅毅创作《七激》已200余年，这期间“七体”的发展如何，史载阙如。北大藏汉简《反淫》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使我们对“七体”发展的线索得以接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