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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体”与六、七、八事 七体以主客对问结构成篇，说七事以为文章主体，这是七体的核心特征。但是每一篇七体赋，具体情况不尽相同，说几事，或共几个部分，依据什么而定?怎样判断模拟之作? (一)《反淫》并非《七发》的简写本 整理者指出所有简文内容中有四分之一的文句同于《七发》，这一比例虽不能断定其就是《七发》的简写本，但至少也可断定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从文章结构形态上也可判断两者并非同一作品。 西汉以来对大赋的模拟之作屡见不鲜，并不是一个特例。通常在文体结构形式上进行模拟，在具体的表述手法上也会有沿袭之作，如使用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句式、词汇，甚至直接搬用成句也是一种可能。《反淫》与《七发》之间是模拟的关系，而非全本与简写本的关系。至于孰先孰后，尚待考察。 从现存代表作品来看，七体文章每一部分的划分多以被游说者的反应为标志，如《七发》中楚太子前五事答以“仆病未能”，第六件事答以“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听到观涛一段后又称“仆病未能”。《七发》实由吴客说七事，依次分别是音乐之美、饮食之丰、车马之骏、游赏之乐、校猎之壮、宴席之喜及观涛之异，最后才“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如此则为七加一式，实为八事，七详一略。《文选》卷三十四收录了枚乘的《七发》八首，称“八首”即指七事加一结尾，因而郭建勋认为《七发》的总体框架是“七事一文而六过一是”(12)，说法不确。《反淫》虚设了两个形象进行对问，一为“魂”一为“魄子”，两者之间就世间感官享乐之事展开讨论，“魂”相当于客，“魄”相当于主。“魂”通过铺叙其事，主动陈说对“魄”进行启发，结构层次的划分以魄子称“浸病未能”为标志。据整理者认为：“魂说以六事(射御之乐、游观之乐、游仙之乐、宴饮之乐、宫室之乐、垂钓之乐等)，魄子皆称‘浸病未能’，但在听了第七事之后终于病愈。”(13)如此则此文为六加一式，六详一略。与同时期的《七发》结构并不相同，可见非完全模拟之作。 (二)七事的具体结构方式不一 “七体”，都以主客问对的结构形式，设“七”事而劝说。而此七事，也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即多感官享受方面，谈论其他内容似乎就被排除在七体之外了。但继作者有时有一些细微的改造创新。如傅毅的《七激》以徒华公子与玄通子之间的对问展开，论说妙音、饮食、骏马、校猎、居处及圣道共六事，为五加一式，六事详略相当。张衡的《七辩》以无为先生与另七位人物之间的对话结构成篇，其中虚然子论宫室之丽，雕华子论滋味之丽，安存子论音乐之丽，阙丘子论女色之丽，空桐子论舆服之丽，依卫子论神仙之丽，此时已引起无为先生的兴趣，而最后的舅无子谈论汉皇政治最终赢得无为先生的叹服结束全文，此为六加一式，七事详略相当，但参与的人物数量达八人之多。曹植《七启》在玄微子与镜机子之间谈论了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仁义等六事，玄微子对前五事加以反对，对仁义之事表示兴趣，最终在听闻太和之民仕于陶唐之世后表示愿意听从，此为六加一式，七事详略相当，但前五事为否定，后二事为肯定。 可见同为问答体，又以七事为主的论述文章，在内部结构和逻辑形式上也是多样化的。《反淫》以问答体展开的结构以及六加一式的材料成篇，与《七发》又是类似的。竹书《反淫》的发现说明“七”这种文体在当时应该有不少作者，枚乘的作品流传于世从而影响更大，其他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未得流传，从而被埋没。 (三)七体的文学表达 七体在文学表达上亦表现为典型的汉大赋特征。结构上以主客问答展开，有开头、主体与结尾的鲜明的谋篇布局意识。辞藻繁复华丽，穷形尽致，将对物欲的追求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欲擒故纵，最后一举推翻，昭示了精神感情的魅力。同时在具体的文学手法上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的句式，韵散兼行，读之富有节奏感，带有强烈的音乐色彩。形式上已经摈弃了“兮”字的痕迹，完全从楚辞体中蜕变出来。七体在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在全部具备汉代大赋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带有独立为文体的一些特征，即说七事以成文。此“七”为泛指的数字，具体到不同作品中又有六、七、八事的灵活运用。在问答体结构方式上，也有一些变通的运用。有一对一式，有一对七式，文中设置的人物，除枚乘《七发》为吴客与楚太子较为实指之外，其他作品，从人物命名上可见浓郁的虚拟色彩，这与汉大赋的论说方式有关。早在汉初，骚体赋中的人物或抒情对象即为虚拟形象，西汉中期的赋全盛期，人物虚拟更为普遍。 七体多列举七事或八事来分层论述，而七事或八事中，又以前面的五、六事为铺垫，突出最后一、二事，相对而言，前面的所有事物都出于物欲，最后一两件事往往属于精神范畴，总的趋势就是精神战胜物质。这是对人的自我觉醒的认识，也体现出西汉时期人们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 另外，七体特别强调言辞的重要性，反映了汉代文学观念的加强之势。《反淫》重点强调“天下大道”，又如《七发》中的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即使扁鹊、巫咸亦不能治，指出：“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闲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这是认为君子的“要言妙道”可以启发太子，从根本上治其病。其后的曹植模拟之作《七启》则借镜机子之口直接说出了文辞的重要性：“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仆将为吾子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所以七体本身对于文辞的偏重是其文体的一大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