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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淫》在早期辞赋史上的意义 枚乘卒于公元前140年，年近九十，他的创作活跃期应该在游吴时期。“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14)《七发》大约创作于在文、景之际，汉代辞赋的面貌因而为之一变。《反淫》竹简抄写于西汉中期，其创作亦应处于文、景时期，在传世辞赋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也可以反映早期辞赋的情境。 《反淫》的开头设想了两个形象，并展开对话，结构上属于问答体，全文以语录组成，描述性文字所占比重较少。开篇叙述魄子患病，由魂前往劝说，铺叙七事以起其病，与其他辞赋所设以人物为主角不同，此文所设对话二者为两个有关人本身的概念，代表一个人的两面性进行心理斗争的过程，借以展示人内心的丰富复杂以及自我理性成长的自豪感。《反淫》述说七事以加强气势的说理方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说理散文与叙事散文，但用七事，在篇题中却不题“七”，应当是七体最初兴起时文章命名不稳定性的表现。 枚乘的《七发》与竹书《反淫》代表了一种新体赋之体式的确立，是汉大赋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后世作者竞相效仿，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发》《七启》《七命》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七体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了大赋一味对君主赞颂的旨意，尽管仍有劝百而讽一之嫌，但层层递进的结构方式，欲擒故纵的表达技巧使得文章气势波澜起伏，最后寓意得以突出，增强了文章的社会价值。这两篇赋结构相似，都是篇首有序简介主人公，引起话题。主体部分由七段或六段文字构成，最后一部分又是全文的结束部分。主体每一部分主要先写客之夸饰，次写主之反应，以主之反应映衬客之说辞。可见早期的“七体”，都以主客问对的结构形式，设“七”事而劝说。而此七事，也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即多感官享受方面，谈论其他内容似乎就被排除在七体之外了。 《七发》与《反淫》创作的时代大致相近，所描写的时代背景较有代表性。尽管二者都可能只是逞才辩辞之作，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西汉初中期贵族王侯生活上的侈靡追求，以及精神颓萎的面貌，并痛下针砭，或以包融百家文化的要言妙道去解惑，或以天下大道去化解人生的忧患，现实的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上积极有为。《反淫》与《七发》二赋所列举的种种人间享乐描绘了人体的各种物质感官欲望之极致体验，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各个角度进行生发，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心觉的要求最高，也最难以满足。二赋说明了一个道理，世间所有的物质感官享受都只是暂时的，不能令人解脱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只有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求得改变人生轨迹，实现人与社会的互动，才是对人生在世最有价值的回报。这两篇赋以“要言妙道”或“天下大道”为最高追求，是心觉的崇高体验，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 竹书《反淫》还证实了汉武帝崇文政策促使文辞之变的说法。《史记·儒林列传》多处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对文学之士的奖掖提拔。如：“今上(武帝)即位。……于是诏方正贤良志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为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书·董仲舒传》也曾提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文学气派为之一振，上有所好，则下有所进，文辞表述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专门以文辞华丽来提振士气的作品得以产生。《七发》通篇都在谈论“要言妙道”，相应地使用了繁复的辞藻，反复使用各种比喻和叠字，叙事状物务必以穷形尽致为旨。《反淫》同样文采斐然，有些竹简的文句与《七发》十分接近，基本相同的部分有四分之一左右。结词造句，较多使用对偶，两两相对，句式整齐，用于铺叙，更显文章气势。整篇文章同样是以言辞以劝说对方，并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称服。 从想像的夸张奇特上来看，《反淫》仿佛更胜一筹。如屈原虽好为浪漫之作，他的大量作品，所虚构的人物有鬼、神、仙、巫，但仍属以人为本的想象物，是人间生活的反映，仍是现实主义的范畴。《七发》的主人公虽为虚构的人物，但显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体人格。而《反淫》中的两个形象，一为“魂”，一为“魄子”，皆为精神性的事物，无形无影，却问答有语，十分奇特。因而《反淫》带有了较多的浪漫主义色彩。魂为人之阳神，魄为人之阴神，魂与魄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两面，两者的争辩代表了人的肉体欲求与心灵诉求的斗争，激化了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矛盾，使得本文更具有强烈的思辨性质。从不同层面来讲，《反淫》都为“七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