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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普通妇女而言，新出土的妇女墓志是了解女性社会最为原始也最为丰富的文献，要了解中古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非读这些墓志不可。同时，这些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从墓主身份上来说，又有妻、妾、室女、宫女等多种类型，其形象的表现往往会有所不同。妻子墓志注重家风和德行，姬妾的墓志注重姿色和才艺，室女墓志注重情感的表达(室女墓志多为早逝者)。宫女墓志则是特殊的类别，虽然程式化严重，但也不乏文学色彩较浓者。还有特殊的墓志则集姬妾和女道士为一体，如李德裕为其妾所撰《滑台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惟尔有绝代之姿，掩于群萃；有因心之孝，合于礼经。其处众也，若芙蓉之出苹萍，随和之映珉砾；其立操也，如昌花之秀深泽，菊英之耀岁寒。仪静体闲，神清意远，固不与时芳并艳，俗态争妍。嗟乎!崖谷之兰，植于庭则易朽；江潭之翠，驯于人则不久。岂天意希奇，芳于近玩，不锺美于凡情?淑景鲜辉，掩阴氛而遂翳；良珪粹质，委埃尘而忽碎。无心所感，况在同心。残月映于轩墀，形容如觌；孤灯临于帷幔，音响疑闻。冥冥下泉，嗟尔何托?”[24]2114志文以第一人称叙事，用骈俪华美的语言赞美了徐盼美艳脱俗、掩于群萃的外貌和良珪粹质、合于礼经的品行，也透露出对徐盼早逝的深沉哀悼之情。 唐代女性文人撰写的墓志很少，笔者所见有三方：一是2001年出版的《偃师杏园唐墓》在其附录中影印了《李全礼墓志》，题署：“妻荥阳郑氏慈柔撰。”[25]290二是《唐代墓志汇编》所载的《何简墓志》，题署：“妻陇西辛氏撰。”[24]1540三是传世文献宋洪迈《容斋五笔》卷二所载的《唐曹因墓铭》[26]，为其妻所撰。《李全礼墓志》文学价值尤高，全篇用散体行文，叙述李全礼一生的事迹非常清晰，并在经历的描述中突出其“潜文不显，武艺优长”的特点。言其武功曰：“陈武事，布军容，鼓角雷震，旌旗彗云。匈奴退散，无伤一人”；绘其形象曰：“身长六尺四寸，素肤青髭”，身材魁梧，面色威严，指挥作战，胜券在握。最后写出自己的哀伤，从中也透露出撰志的缘由：“公无副二，嫡子早亡。奠马引前，孝妇轮后，白日西下，寒云东征，呜呼哀哉，瘗我良人于此下。”这样的墓志情感真挚，文笔晓畅，出于女性之手，在唐代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中，都堪称“景星一见”之作。 (三)家族传承：中古文学谱系的特别建构 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是中古文学史构建的主要内容。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期，重要的文化家族由此形成。这些家族因为势力强大，也左右着朝廷的政治导向，其中还出现了传承数百年的文学世家。到了唐代，由于科举制的兴起，门阀士族的势力有所消减，但重要的士族仍然借助文化传承的优势和科举结盟，在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这又以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影响最大，而这些较大的文化家族也具有文学传家的特点。 即如关中士族的京兆杜氏，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杜周，到了晋代的杜预，其武功文事都鼎立当时并影响后世。到了唐代，京兆杜氏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家，其中以杜甫、杜牧两个族系最为显赫。新出土文献中，有关这两个族系的资料很多，直接和间接有关杜甫的墓志多达二十余方，其中杜甫叔父杜并的墓志更为研究大诗人杜审言和杜甫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家世文献。杜牧一系出土了杜佑所撰《密国夫人李氏墓志》、杜佑子杜式方夫妇墓志、杜佑孙杜陟墓以及杜悰长女墓志共五方。之前研究杜甫、杜牧仅仅是以老杜和小杜作为两者的联系，而通过新出土文献，可以从家族谱系传承的角度将两位大诗人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 再如山东士族的太原王氏，影响中古文学发展进程者有三个族系：一是王通、王绩、王勃一系，二是王之涣一系，三是王维、王缙一系。我们以前研究初盛唐文学，并不很注意其家族的传承，而从新出土墓志中，却可以找到这三个族系相互联系和传承的线索。这三个族系共出土墓志二十余方，仅王之涣一族就出土九方，而王之涣夫人李氏墓志就是王缙所撰。在传承过程中还可以看到各族的特点，如《王洛客墓志》记载他与诗人王勃同隐黄颊山的经历，参以大儒文中子王通和诗人东皋子王绩的隐居，后来又有王维的隐居，可以概括出太原王氏这一家族谱系都较为崇尚隐逸的特点。从新出文献的视角研究初盛唐文学演进，太原王氏家族就是一个缩影。 (四)体制演变：文学本位研究的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所依据的文本主要是总集和别集，尽管这些集部文献是最重要的主流文献，但往往经过了后世文人重新编纂，对诗文体制的定位是模糊的。而出土文献或东瀛回传的新文献能够在文体定位方面提供新的认识，比如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所存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原目残卷： 五言侍宴中山诗序一首奉敕制并御诗 五言辽东侍宴临秋同赋临韵应诏并同作三首并御诗 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同赋光韵应诏令同上九首并御诗 五言侍筵延庆殿同赋别题得阿阁凤应诏同上三首并御诗 五言七夕侍宴赋韵得归衣飞机一首应诏 五言侍宴延庆殿集同赋得花间鸟一首应诏并御诗 五言侍宴沙栅宫赋得情一首应诏 五言后池侍宴回文一首应诏 五言奉咏棋应诏并同上六首并御诗 而具体诗题与题署则如： 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 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行太子右庶子弘文馆学士高阳县开国男臣许敬宗上 《翰林学士集》残卷纸本长701厘米，宽27厘米。日本学者森立之作《解题》称：“是书洵为初唐旧帙，近日诗家罕并其目知者，真天壤间仅存之秘笈，零圭碎譬，尤可宝惜。”该卷背面抄德宗贞元间圆照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据日本学者研究，此卷书写的时间当在唐德宗以后(11)。 这一诗歌残卷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呈现出初唐时期宫廷诗创作的盛况与相关的环境信息；二是每一诗题都标明“四言”或“五言”，清楚地再现了初唐时期诗歌体制的原貌。从这里可以看出，唐诗发展的初期是在重视体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诗歌规范的。这在传世的唐代石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石淙集会诗题刻，每首诗题前明确标明“七言”，现在各种岩洞石刻如桂林朝阳岩的唐代摩崖题诗也是如此。而这些诗歌收入别集或总集中，体制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诗歌如此，从新出土的中古石刻尤其是碑志文中，也可以看出文章体制的变化。新出石刻除了正文文字之外，还有特定的题署等内容，这是文章组成的重要部分。但这样的题署在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是非常罕见的，盛唐以后逐渐出现，到了中晚唐时期，题署文字繁复，诸多信息呈现出来。这样的碑版文章的完整体制才是唐代碑志文的真面目，而编纂到作者的别集中，就隐没或删削了这些信息，也就部分泯灭了此类文章的体式特点。而我们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对这一点一直是忽视的。挖掘这些特点才能进一步了解中古文学的民族特色，而这一特色也是西方文体意义上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大类区分所涵盖不了的。对于文体之间的关系，新出资料也提供了很可贵的线索，如就唐代墓志而言，还可以看出有些是铭与诗的结合，有些是序与诗的结合，有些是序与铭的分离，文体的渗透和风格的变化都很明显。 五、结语 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是中古时期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标志，以至于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形成了读书的文学史时代(12)，但这样一个时代也出现了文学史研究的弱点、盲点和歧见。中古时期是文学发展的特定时期，这一时期纸张的发明和书写工具的改变引起了文学形成和传播的巨大变化，又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呈现出写本文献最为繁盛的局面。就写本文献而言，中古时期的写本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东瀛回传写本，这些文献成为中古文学史书写的重要载体。同时，中古时期石刻文献的大量出土，也给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涵。石刻文献的最大宗是墓志，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当时人撰写并镌刻于石上的人物传记。对中古文学而言，诗人墓志、自撰墓志和鸳鸯墓志在形象塑造、叙事抒情和创作过程方面有更加细致的呈现；相较于传世文献，新出土墓志更能突出文学背景的呈现，能够以原始的实物形态和文字形态反映唐代家族文化的特点，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士大夫阶层的墓志，则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集中体现；墓志又是文学和书法的结合体，有时文学思想和书法思想的一致性也能表现文学发展的走向，比如盛唐以后墓志书体的复古与文章的复古是紧密相关的，这也为中唐古文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古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从单线思维转向多元化叙事，要注重文学中心的凝聚与边缘活力的关系，关注中古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以展现文学发展的特殊路径，通过文学家族传承的梳理构建中古文学的家族谱系，加强文学体制演变的研究以对文学本位研究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