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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本：中古文学史书写的载体 写本出现在东汉以后，刻本出现在唐末五代，所谓写本是指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手写和传抄的文献。写本是纸张发明以来一直使用的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新出文献中的中古文学写本以敦煌写本和吐鲁番写本居多，这些写本不仅提供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是文学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此外就是东瀛回传的写本，其中以日本各机构所藏最为丰富。这些写本有些已经被文学史家所采纳，有些还处于资料整理和汇集的状态。 (一)敦煌写本 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史研究对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在写本利用中是最为充分的，尤其以唐五代词和变文研究取得的成就最大。如《云谣集杂曲子》虽然收的都是无名氏词，但其内容丰富，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形象鲜明，被誉为“倚声椎轮大辂”。唐代变文自敦煌莫高窟发现以来，无论是整理校订还是艺术研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唐代这种文类得以全面生动地呈现于文学史园地之中。但总体来说，有关敦煌写本在文学方面的整理和利用，成就较高的仍在文献层面，代表性成果如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锡厚编《全敦煌诗》等。诸如《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基于写本的原生状态以确定整理的标准，关注文学的发展以进行叙录的撰写，突出了“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是精审的文献整理与深层的诗学探源相结合的示范著作，对唐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利用这些成果书写和建构唐五代文学史的标志性论著较少③，甚至在有些文学史著作的编纂中，这些重要的写本文献很少被纳入其中。因此，将敦煌写本文献全面系统地运用于中古文学史研究中，仍然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拓，而其中重要的文学类别在于诗、词和赋。 就诗而言，敦煌写本的一大宗就是诗歌文献。“从流传情况看，它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已见于《全唐诗》及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另一类是历代不见披载而仅见于敦煌遗书的佚诗。前一类多属知名诗人的作品，为研究者所习知，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价值。后一类则提供了大量崭新的研究资料，其有助于开拓学术研究领域、增长新知的功效尤为巨大。”[15]2项楚先生的《敦煌诗歌导论》初步打下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但总体上看，这类敦煌诗歌仅文人诗歌和王梵志的白话诗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而诸如佛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仍然没有在中古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因此，这方面的文献应该是21世纪中古文学史建构所应纳入视野的重要内容。 就词而言，唐五代是词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各种因素对词的起源和词体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敦煌写本对词体文学研究的开拓空间颇大，比如佛教音乐对词体的影响。P271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第13至16首云： 这娘子，年十八，面目端正如菩萨。高堂妙舍伴夫郎，床上追欢悉罗拽。 不知僧，在夏月，房舍无屋日炙热。有甚椽木施些些，如此福田不可说。(大圣) 这郎君，英聪哲，斜文疏张帽抄薛。共于妻子入洞房，同杯饮燕相噏啜。 不知僧，饥以渴，唇口曹熬生躃烈。若能割减施些些，如此福口不可说。④ 很明显，以上四首劝人修行作品都是长短句式，是按照曲谱演唱的，无论从语词还是音乐层面，都体现出词的特性。 再如敦煌歌辞中《五更转》《十二时》，虽然文辞属于齐言诗，但是根据一定的曲调传唱的，应当是诗词演化时期相互影响的作品。与《五更转》相关的是《曲子喜秋天》： 每年七月七，此是受夫日。在处敷座结交伴，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暮，一心待织女。忽若今夜降凡间，乞取一教言。 二更仰面碧霄天，参次众星笇(遍)。月明黄昏遍州元，星里宾星笇。回心看起   ，吾得更深九(久)。日落西山睡深沉，将谓是牵牛。三更女伴近彩楼，顶礼不曾休。佛前灯暗更添油，礼拜再三求。频(贫)女彩楼伴，烧取玉炉灯。不知牵牛在那边，望得眼精穿。 四更换步出门听，直是到街庭。今夜斗不见流星，奔逐向前迎。此时难得见，发却千般愿。无福之人莫怨天，皆是上因缘缘。 五更敷设了，处分总交收。五个恒俄(姮娥)结交楼，那件见牵牛。看看东方动，来把秦筝弄。黄丁(针)拨镜再梳头，看看到来秋。⑤ 这一写本，任半塘先生定名为《五更转》，饶宗颐先生《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以为是《七夕相逢乐》，李小荣先生《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则定为《喜秋天》之词调⑥。这一组曲子词用长短句的形式表现了七夕男女乞巧的民俗，同时将礼佛发愿的佛教情怀融入作品中，这也与以后的文人词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赋而言，传统研究主要关注律赋，以《文苑英华》所收唐赋为主，而敦煌文献中出现的许多俗赋则打开了赋体文学研究的另一视野。尽管如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对这样的赋体类别已有涉及，但在主流文学史著作中，敦煌写本俗赋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敦煌俗赋主要有无名氏的《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秦将赋》《燕子赋》《韩朋赋》《死马赋》《子灵赋》《双六头赋送李参军》《驾行温汤赋》《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丑妇赋》《佚名赋》《去三害赋》《茶酒论》《  书》，以及文人赋作刘长卿《酒赋》、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敦煌写本之赋至少有四个重要作用：一是呈现了俗赋的新体裁，这种赋体是与传统的文赋、律赋、骈赋等完全不同的；二是从赋的发展路线看，在典雅的赋体文学发展流变的主线之外，民间的通俗赋体创作仍然流行；三是通过俗赋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五代时期文人赋与民间赋交融之后文人创作俗赋的情况；四是敦煌俗赋与小说、变文的相互影响体现出文体交融渗透的意义，较早的变文校录著作如王重民等校录的《敦煌变文集》就收录了《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俗赋作品。(二)吐鲁番写本 吐鲁番写本文献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民风世俗得以凭借的最为原始的材料。新出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不少唐代类书的残片，这些写本残片大多是遗佚的类书片断，也是研究唐代学术与文学关系不可多得的材料。朱玉麒先生甚至将这些残片定义为“碎片模式”：“在整个中古时期，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更因为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通性。其‘碎片模式’在中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创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16]194下面我们举三个实例加以说明： 1.薛道衡《典言》残卷可以进一步考察类书与文学的关系 薛道衡主持编纂的《典言》是北朝时期的著名类书，然因久已散佚而不为后世学者所知，吐鲁番出土文书面世后，其中有《典言》残页两纸，弥足珍贵，从中可以看出类书的格局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典言》的正文部分全部用骈文书写，而其注释部分又呈现出用典用事繁复密集的特点。如其所存的残句“周武之牢笼九县”、“汉文之光宅四海”以及“文彊德仁，扇枕而温席；樊鯈丁茂，尝唾而吮痈”、“嗜指心惊，君仲于是返室”等句，明显是骈体。而其叙述部分每句都运用典故，在文句的夹注中将典故的出处标出。“这里也可以看到骈文盛行时期，对于类书编纂的影响。反过来，类书的编纂，对于骈文的隶事与诗文的用典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7]还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在20世纪前期曾写过《类书与诗》，称类书是一种太像学术的文学和太像文学的学术，以为初唐时期类书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从《典言》残卷则可以看出，类书与文学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就具有紧密联系了，其时类书的表达方式深受骈文影响，而类书繁复的用事又反过来影响骈文，类书对文学的影响在唐以前侧重于文章，唐以后侧重于诗歌。 (责任编辑：admin) |